作者：孟繁华（文学评论家，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关于“70后”文学创作的种种说法由来已久，从世纪之交的“被遮蔽”，到前不久的“身份共同体”等等。时至今日，这些概括或印象，在70后创作实绩面前已成为过去。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是，“70后”作家群体已经是这个时代文学创作的中坚：他们不仅占据了各大文学刊物的显要位置，而且占据国家大奖的份额越来越大。
以鲁迅文学奖小说奖为例，自魏微《大老郑的女人》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之后，先后有田耳的《一个人的张灯结彩》、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王十月的《国家订单》、李俊虎的《前面就是麦季》、鲁敏《伴宴》、徐则臣《如果大雪封门》、李浩《将军的部队》、张楚《良宵》等获奖。“70后”逐渐得到了文学界和读者的普遍认同。在我看来，这有赖于这个群体对现实生活的不同介入方式，对中国都市文学的建构以及这个代际作家特有的文学感受力。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有目共睹，但是也遇到了不曾预料的问题。一些问题镶嵌在生活之中，是人们焦虑、躁动、茫然、没有安全感的主要原因。如果文学要表达和反映现实，就不能无视现实问题的存在。但是，不同代际作家对现实反映的方式并不尽一致。50后、60后作家试图通过底层艰难的生活境况反映现实问题，70后作家对现实生活介入的方式非常不同。对他们而言，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的时代已是十分遥远的过去。他们不曾有各种资源稀缺的体验，也没有情感生活匮乏的体验。因此，他们面对现实的时候，选择的不是决绝地对抗，也不认为社会问题尖锐得不可调和。比如，当城市生活的巨大压力扑面而来时，他们不是选择正面冲突，而是选择了“逃离”。有些小说人物选择了“弃城出走”，他们试图在城市之外重建生活，同时也重建人生。他们出走之后将会怎样，这是后话。当然，出走作为新提出的“现代性方案”是否有合理性，作家不负有解释的义务，小说只需要符合人物性格和心理逻辑。但从这些典型个案中，我们强烈地感觉到，“70后”在处理与现实的关系时，选择的不是冲突而是妥协。
当下的社会状况和人的普遍心理状况，告知我们的是，我们遭遇了精神难题。如果将其仅仅归结为传统—现代的矛盾或必然后果未免简单化。但是，商业消费主义在改变价值观方面，在塑造金钱拜物教过程中起到的魅惑作用难辞其咎。于是，要“活得像个人样”的价值观普遍流行。“70后”作家揭露了“活得像个人样”的价值内涵及实现过程。这个过程也许不是个人奋斗或勤劳致富，而可能是不择手段，甚至无所不用其极。这种价值观变化博弈的过程，却是文学生长的所在。而“70后”作家对这一精神困境的关注和揭露，既是他们对当下精神困境关注和批判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他们塑造时代文学人物的一个特征。通过他们的文学人物和特征，我们进一步理解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
2010年之后，我们确切地感受到了文学的结构性变化正在发生。这个变化就是文学从乡土书写向城市书写转移。这一变化当然与中国社会城市化的进程有关，与城市人口迅猛增长并超过了乡村人口有关。但一个事实是，文学书写由乡土向城市的转移并完成,这个结构性的变化，是由“70后”作家实现完成的。70后作家，大多出生和生活在城市，即便少数出生于乡村的作家，现在也基本生活在城市，他们经历了城市在文化、心理、道德等各方面的巨大变迁。当下中国的城市生活是如此的复杂，拼搏、努力、失败，进取、失望、颓废以及一无所有和盆满钵满一应俱全。我们在70后作家的小说中全景式地了解了当下中国的城市生活。城市文学，既是70后作家创作的文学城堡，也是他们具有标志性的成就领地。
现在我们可以说，“70后”作家通过他们的文学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文学经验，已经逐渐成为当下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所有的描述都不能抵达他们已经取得的成就，都不能替代他们在当下文坛的地位。如果是这样，那就足够了。
《光明日报》（ 2018年12月31日 0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