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中国已经从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相对富裕的国家。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从1978年的3000多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11万亿美元左右，人均GDP也从200美元左右增长到8100美元以上。这一巨大进步的产生，主要是基于我们对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战略发展目标的调整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改革”。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初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带有根本性、全局性、正确性的判断，为中国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政策发展和制度变革空间，推动了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和实现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使中国走向富裕；同样，十九大报告在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提出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判断，将对我们形成新的发展方略和重大改革政策提供重要理论和实践基础，必将在未来30年推动中国从富裕走向富强，使我国成为一个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化强国。
如果说我们用30多年的时间基本解决了社会生产力落后的局面，极大的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丰富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那么，在新时代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全面深化改革的议程也必须发生改变，我们的发展方略、政策选择、改革重点就要注重全面性、整体性和协调性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社会发展，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再用30多年的时间，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平衡发展和充分发展，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梦。
随着国家整体富裕和发展程度的提高，社会的主要矛盾必然会发生变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或主要矛盾方面，这既体现在发展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贫富差距、收入差距上，也体现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上。社会健康与社会发展质量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还有一定的差距，社会安全、社会治理的水平、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这要求我们在改革的“下半场”既要注重宏观层面的三农问题，城镇化问题、中西部地区发展问题，阶层固化问题、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问题等重大的经济社会发展议题；也需要从微观层面直面基本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精准扶贫、就业、住房、食品安全、教育与医疗均等化等与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发展课题，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巨大潜力，充分体现我党“执政为民”价值宗旨，充分调动人民参与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一个人人幸福安康、社会安全和谐、国家繁荣富强的“公平正义”的社会，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