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特约评论员 西坡
据《财新周刊》报道，斥巨资修复三年之后，湖南衡阳市大浦镇的“镉米”阴影依旧没有消除。村民称，农业部门连续几年组织农民往地里“撒石灰”，但收成并未变好，而工业园还屹立不倒。经检测，土壤镉超标依然严重。
2014年4月24日，湖南省衡东大浦镇，污水被排入周边河道。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最令人不解的，是当地对受损农民的赔偿办法。多位农民告诉记者，大浦工业园建成后，对于减产的地块，农民投诉后环保或农业部门会协调企业进行“农赔”，经认定后，农民一亩地能领到约1000元的赔偿。但如果因为收成不好不再种地，则不会获得补贴，因为没有农作物损失。
好“实事求是”的算法。种了收成不好，就算损失，默认了土地污染是减产的罪魁祸首。但是如果不种，就不会有看得见的损失，所以不承认土地污染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在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还要把农作物当成检验土壤污染的终极标准。
大浦镇的稻子成了“薛定谔的猫”，仿佛这是一片量子力学试验田。
在这种赔偿机制的激励下，当地上演着荒诞而危险的种植游戏。为了获得“农赔”，大浦镇涉污染耕地的承包户仍继续种植农作物。拖拉机、收割机、种子、肥料，每个环节都不缺，虽然大家对未来的减产都有心理预期。
稻谷成熟后，当地农民明知有污染，还是会将其吃掉或者卖掉。这是大浦镇比波将金村（编者注：1787年，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出巡因为俄土战争获胜而得到的克里米亚的途中，格里戈里·波将金在第聂伯河两岸布置了可移动的村庄来欺骗女皇及随行的大使们，“波将金村” 指用来骗人的村庄。）更可怕的地方。这显然是对自己和他人的不负责任，他们和不知情的消费者都面临健康风险。但最该责怪的不是这些农民，他们只是本能地追逐短期利益最大化。
农民首先是受害者。据财新记者了解，大浦工业园附近几个村庄产的米已有了坏名声。但目前的赔偿仍是“按闹分配”。政府、企业与村民之间没有长期、明确的赔偿协议，“按绝收的比例赔”也就是一事一议，不闹不赔。
比如有的村庄稻米被拒绝收储，村民把收完的稻米拉去县政府，最终县政府出钱买了下来。这些稻米之后的下落仍不得而知，但相信县政府的人不会自己吃，买米的钱如何报账也是一个疑问。
农民被逼着生产“镉米”，是对环保事业最大的讽刺。此事发生在“镉米”事件爆发之后，更暴露了当初的“有效措施”实为虚晃一枪。
公共治理有一项常识，责任主体越分散，治理就越困难。被污染的耕地理应统一管理，先修复、再验收，确认安全后再种植。如无法修复，则应转作其他用途。环保部发布的标准规定，镉含量超过4mg/kg的土地上不再适合种植农产品。
“镉米”事件爆发时，当地政府本应感到庆幸，因为“地雷”显形意味着“杀伤力”可控。当时应该立马确定污染范围、对涉污土地进行集中治理才对。实际情况却非如此，涉污土地不仅一直分散在农民手中，而且仍在“正常”耕种。土壤修复在表面上进行了，这项技术要求很高的工作，在农民们的回忆里只剩下“打石灰”。
土地休耕需要钱，但补偿农民的成本与多年来发展高污染的工业赚到利润、税收相比不值一提。工业污染农业本是地方政府监管之失，这个责任逃不掉。而粮食安全则不仅关乎一时一地，“镉米”外流的影响可能会波及全国范围。
记得几年前有媒体采访河南某地用污水浇地的农民，“这水浇出来的地你们敢吃吗？”农民很实诚地回答，“自己不吃，都卖给你们了。”当时网友纷纷说“这是一个互害的社会”。互害是不假，但我们并没有生活在无政府社会里，本该有法律、有机构、有负责人制止这一切。“镉米”的盖子揭开好几年之后，人们却发现政府主导的赔偿机制在倒逼农民种“镉米”，一定是哪里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