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特约评论员 林达
有时候大家挺困扰的，竖向对比，我们似乎已经取得了惊天动地的进步，不过突然一个事件，就感觉被打回“多少年前”，比如城市清理“低端人口”。
实际上，历史上，这样的事件一直在发生，只是大家没有记录，也就比较健忘。但还是有学者在踏踏实实做，例如，我读到李若建老师的一段研究：
“1958年秋，为了建设“红彤彤的大上海” ，上海把数以万计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赶出上海，造成不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
记得作家曹冠龙，曾写出一本在《中国时报》获奖的小说，《阁楼上下》，就提到了这段上海人都不知道的历史。小说中，这家的父亲在牢里，母亲带几个孩子本来就难以维生，突然接到几天内就要被驱离的通知，就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打算全家自杀。幸而事到临头，他们一家侥幸被从名单上取下，才逃过生死一劫。他们还不能攀上人的低端，上海这个运动，当时叫做“清除城市垃圾”。
数以万计的人都默默被驱离，消失在他们家乡的街道上。我只读到一篇在美华人的短短回忆，他当时还是个孩子，他的全家，就是被清出上海的“垃圾”。读后印象很深的是，在车站，他们是在持枪排列成行的军人监视下，上了货车，行程几天几夜，被送往遥远大西北，举目无亲。
上海并非偶发孤例。根据李若建老师研究：“1958年10月，汕头市一批四类分子共1789人被迁居于粤北山区。辽宁省海岛地区的长海县1960年11月将表现不好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被判重刑的反革命分子家属、有海外关系家属和主要亲属、部分归俘渔民和有现实危险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共有273户，1541人，一律强行迁至辽宁省内陆的建平县。被迁者到那以后，死亡、外流的不少。”
根据李若建老师研究：“文革期间，普遍发生将四类分子驱逐出城市，强迫迁往农村的情况。文革初期北京市有8.5万多人被扣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驱赶出北京。 天津市1969年7月统计全市有4.2万人被遣送农村，其中，各种‘分子’1.6万人，随遣家属2.6万人，估计当时全国被从城市里驱逐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超过百万人。” 那是历史上的政治高低端概念。
当时就有以城乡为别的高低概念：由于饥荒和粮食紧张，1959年初，成都有“清理和动员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返乡生产”的运动。“共清理出盲目流入和乱招乱雇的农村劳动力36，883人，其中已动员返乡的农民33，558人，此外还清出无劳力盲目流入我市的农村人口10，962人和无粮户24，418人。”
1969年开始的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也是无选择到驱离城市，大量还是未成年人。总数高达千万人以上。
之后，这一切过去，也被遗忘。很多人认为，我们向前走了，终于取得了“拨乱反正”的进步，无需记得历史教训。但是，扎实的进步，当是法治的进步。我们如果能够开始从法律的角度去问简单的问题：一个个人，不管其政治身份差别还是地域差别，他是不是本国公民？如果是，依据宪法，他具有什么公民权利？他有没有合法居住和迁徙的权利？如果出现一个地方法，和公民权利发生冲突，那么这个地方法是否符合宪法，也就是：地方法本身是否合法？如果不合法，公民可以去哪里申诉？在申诉待期间是否应该暂停驱离？由谁来做出公正裁定？裁定之后如果公民胜诉，谁来确保执行？已经遭受的损失如何要求民事赔偿……
如果能够问这一系列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都有答案。我们就真的进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