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截至2016年底，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171万人，比上年增长1.5%，增速比上年加快0.2个百分点，这是“2011年以来农民工数量增幅首次扩大”。
农民工数量在增多，虽然增幅依然很缓慢，值得注意的数据细节是，2016年的农民工增量主要来自本地农民工，即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农民工。在2.8亿多农民工中，本地农民工为11237万人，比上年增长3.4%，增量占新增农民工的88.2%。不仅如此，数据显示，本地及中部地区务工农民月均收入“增长较快”(当然，本地务工依然比外出务工月均低587元，所谓增速较快也只是高出一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外出务工人员的总量同时也在增长，外出农民工16934万人，比上年增加50万人，增长0.3%。
就业不仅是个工作岗位问题，还涉及生活、家庭等多种因素，这也是就近就业增多导致农民工总量出现增长的原因。中国农民背井离乡所带来的生活成本增加以及生活质量降低有目共睹，同时也带来一系列并不那么容易解决的社会治理难题。务工者选择在家乡附近找活儿干还是选择在外地或者说“进城”，主要原因并不在务工人群所谓的观念变化，而在于用工市场的影响，简单说依然是工作机会、薪资水平决定的，本地务工人群增速上的细微优势说明本地用工机会增多，而这可能是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变化。
农民工群体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劳动力资源，近几年持续的用工市场监测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总量增速放缓，用工成本增加，新一代农民工对于工作所在地接纳程度、生活服务措施等的要求在提高。2014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提出明确的目标：到2020年，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不远走他乡也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也可以实现改善生活、提高收入的目的，这是对用工单位尤其是所在地政府提出的总体要求。对于农民工而言，近年不少地方出现“用工荒”的同时，依然存在对所谓城市低端人口的限制和排斥。外出务工的性价比越来越低，与此同时，地方经济逐步发展，家乡对农民工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工就近择业就成为一种理性选择。
但是，农民工就近择业对所在地公共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城镇与大城市的工作、生活质量与公共体验，除了正在逐步缩小中的收入差距，还有政府公共服务以及社会多元供给的差异。不仅包括农民工薪水能否按时、足额发放这样的基本保障，前往政府部门办事的便捷度、是否需要动用熟人关系的隐性成本等问题，都是选择本地就业还是外出务工的重要参考因素。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落实和完善居住证制度，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使更多农民工成为有技能的新型产业工人和平等享受权益的新市民。这需要所在地政府“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着力稳定和扩大农民工就业，切实维护劳动保障权益，有序推进农民工融入城市，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农民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升级在加快，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也是宏观趋势，原本就是作为农民工输出主体的中西部地区，如何吸引本来就属于本地的劳动力留下来，除了宏观经济发展，还应提高在本地生活、工作及公共服务的水平，创造条件，不仅要让农民工就近把钱挣了，还要改善就业环境和城镇公共服务水平，给农民工尊严，保障农民工权益，让大家站着把钱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