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最高法日前制定《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5月1日起，在全国第二批试点法院对危险驾驶等8个罪名进行量刑规范改革试点。其中引人关注的是，“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醉驾入刑功不可没。2011年5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新罪名，醉驾开始由《治安管理处罚法》规范，到由《刑法》处罚制裁，惩处方式升格，通常称为醉驾入刑。2011年9月，公安部下发的《关于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规定：醉驾一律立案侦查。2015年8月《刑法修正案(九)》通过，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醉驾入刑实施以来，酒驾行为得到有效遏制。2016年4月，公安部发布统计数据：五年间，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247.4万件，与法律实施前五年环比下降34%；其中查处醉酒驾驶的案件42万起，环比下降38%。
然而，关于“醉驾是否一律要入刑”曾有争议。有人认为，根据《刑法》第十三条、第三十七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就规定：“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车辆行驶道路、行车速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以及认罪悔罪等情况，准确定罪量刑。”这就意味着，对于醉驾一律入刑开了一个小口子。
让“醉驾一律入刑”恢复到正常轨道上，在承认醉驾是犯罪行为的同时，也考虑到其具体情节，这当然是好事。但无论法律界人士还是公众担心的是，法律开了一个小口时，现实会不会破一个大洞，即犯罪情节轻微的标准如何把握？这会不会导致选择性司法甚至司法不公，甚至产生徇私枉法、权力寻租等行为，从而破坏司法的公信力？
首先，作为机动车驾驶员来说，过去只要酒精度达到相应的数值，就毫无条件地定性为酒驾或者醉驾。而如今，执法部门需要根据一些客观事实和相关情节来定性量刑，这或许会给一些驾驶者逃避或者抵赖罪责的可乘之机，也容易让他们产生侥幸心理。
而且，根据客观事实和具体情节来定罪量刑，这就主要取决于交警等执法部门的意见和看法，如果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和确定的条件，具体执行起来就缺乏准确性和操作性，容易产生主观倾向和片面意见，甚至会给某些思想不纯、行为不端的执法者带来人情执法、情绪执法，甚至特权执法的机会和空间。
虽然，免除刑罚的规定并没有让醉驾从《刑法》条文中删除，醉驾仍然是违法犯罪行为，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也是必然。但从现实来看，醉驾仍然较为广泛地存在。因此，明确酒精含量、驾驶时间和距离、道路条件等都可以作为参考依据，尽量缩小自由裁量的范围，仍是遏止酒驾、保持司法公正的最佳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