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说“刑新国，用轻典”，一个新王朝初建阶段的统治往往较为缓和，以便融合纷争、休养生息。但明朝的创建者朱元璋却一反常态，推出了一系列强化吏治的措施，有些措施被认为过于严苛甚至残酷，这种“重典治吏”的做法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朱元璋出身于社会底层，深知民间疾苦，对元朝统治失控的症结也做过深入的剖析和反思。他曾说：“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至天下骚乱。”在建明朝之初他告诫臣下：“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
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具有强大的惯性，官场上的贪墨之风、特权思想并没有因为改朝换代而彻底改观，相反一些旧有的习气仍在明初的官场上蔓延。当时“天下有司役民无度，四时不息”，一些官员变身为豪强地主或与之勾结，依旧兼并土地、隐匿人口、逃避税收，一些人自视为功臣，特权思想严重，腐化堕落、骄奢淫逸，大将军蓝玉“多蓄庄奴假子数千人，出入乘势渔利”，户部的一些官员勾结在一起，借掌管全国钱粮的职权大行贪污，仅一案的赃款就可折合粮食数百万石。基层的情况也很糟糕，有些地方“所在有司，凡征收，害民之奸，甚于虎狼”。种种迹象表明，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制止，元朝官场上发生的一切势必会重演。
明朝初年朝廷的财政收入情况一样不容乐观，经过元末连年的战争，加上饥馑疾疫，北方很多地方“乱兵杀掠，城郭空虚，土地荒残，累年租税不入”，冀鲁豫一带“十室九空”。洪武十年（1377）户部上报，全国税收没有达到预定标准的就有178处，此时已距明朝正式开国有10年了，江浙一带本是重要的税收来源，但“两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产寄他户”。
朱元璋正是看到了这些现象，联想到元朝灭亡的根源，所以才痛下决心去解决问题。与元朝统治者重治标不同，朱元璋采取了治本之策，这就是通过整顿吏治来削除贪腐、破除特权，从而挽救政治和经济。但由于积弊既久且深，朱元璋只得下猛药、出重拳，为惩戒贪腐，在《大明律》之外又颁布了《大诰》，制定了150多条专门惩治贪污和特权的规定，用凌迟、抽肠、挑筋、断手等残酷刑罚惩办职务犯罪，这些措施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后世对明朝初年的这场“重典治吏”仍有褒贬或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效果是明显的，到朱元璋晚年的洪武二十六年（1393），天下土地总面积达到了850多万顷，是元末的4倍多，相信这些多出来的土地大部分并不是通过“开荒”增加的，而是破除兼并后重新纳入朝廷登记的，朝廷征收的税粮也达到了3200多万石，是元末的270%。这场“重典治吏”打下了深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为明朝后来取得的各项繁荣创造了条件。
有人认为明朝初年的“重典治吏”刑罚过重，其做法属于“法外施刑”，并不可取。但是，如果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这场“重典治吏”恐怕又是无奈之举和唯一的选择，面对积弊深重的现实，尤其是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状况，妥协和温和的办法都无法达成治本的目标，而只治标不治本又只会步前朝失败的后尘，成为另一个“早逝”的王朝。
对于这场“重典治吏”，清人赵翼的评价较为中肯，他说朱元璋的有些做法“虽不无矫枉过正”，但是它得以“挽颓俗而振纲纪，固不可无此振作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