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凤凰网主笔 张弘
1927年6月2日（阴历5月初三）11时许，昆明湖鱼藻轩一声水响，清华国学院导师王国维沉水自尽。他的口袋中留下了给三儿子王贞明的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迄今为止，王国维之死仍是后代学人难解之谜。在我看来，可分远因、中因和近因。在远因上，有因“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导致制度解体，文化人殉道的决绝。在中因上，有长子去世引发的巨大悲痛，以及由此引发与罗振玉断交的矛盾。在近因上，有叶德辉等人被工农运动所杀引发的惊骇。表面看，远因似乎隐而不彰，但其作用或许是最致命的。
一个人若胸怀大志，在现实中追逐理想，他就有勇气克服眼前的困难，抗击命运的横逆。似王国维先生，因理想国覆灭，虽长于学术，但伤于国事，生无所恋。恰如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辞序》中所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无论是王国维先生同时代人还是后人，都为其身负绝学却毅然赴死而扼腕。然而，对王国维这样处于新旧时代变幻的人而言，其肉身随时代存活，其精神则依恋于旧时代的那一整套价值观念和王权宗法制度。在他身上，传统士人的烙印太深，学术研究尽管可以让其展现自身的价值所在，却非其生存之依傍。当他自幼形成的一整套价值观念随着帝制的终结而坍塌，王国维也就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本。这一点，从王国维与溥仪的关系中可见一斑。
1923年，王国维经人推荐，曾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1924年冬天，冯玉祥不顾革命政府之前的允诺，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驱逐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一起投金水河殉清，因家人阻拦未果。
1925年2月，清华委任吴宓筹办研究院，并拟聘王国维为导师。王国维在得到溥仪“圣旨”之后才肯就任。而溥仪1925年2月移居天津，一身外国的衣饰，浑身上下都换成了西方货，带着自己的一妻一妾出入各种场所。无论是溥仪本人的变化，还是巨大的社会变化，都显示中国不可能重返帝制时代。
怀修齐治平的理想却半生漂泊，承传统文化之绝学但无枝可依。在现代化的冲击面前，中国的传统文化节节败退。王国维的不幸，既是“生不逢时”的命运拨弄，又是一个文化人为帝制时代的生命献祭。他以自己为牺牲，向不可逆的时代发出了强烈抗议。
刘梦溪等学者认为，王国维以死明志，捍卫了自己的生命尊严。如臧克家诗歌所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一个人为价值、志向和信念而自杀，无疑比那些为了生存而出卖灵魂、蝇营狗苟的生者更值得尊敬。需要反思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应当如何安身立命？在当下，这仍然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在王国维那里，钻研学问和取得学术成就并非其立身之本。作为传统的知识人，他更重视儒家士人修齐治平、经世济用的传统理想。一旦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被阻断，这种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彻底瓦解，他也就成了无根的浮萍，在时代的洪流中任雨打风吹、身世浮沉。
而现代文明的重大特点，是个人价值的发现和凸显，集体主义的淡出和退场。作为大共同体的国家、作为小共同的宗族，都不能束缚个体的自由。一方面，90年代初期理想主义的破灭让价值观彻底解体；另一方面，传统士人的操守和品格已经随着历次政治运动的洗劫而荡然无存。
由此引发的信仰危机和价值观错乱，深刻地影响到了今天的中国社会。由于国家主义日益强大，知识人的空间和选择都颇为有限，许多人成为了钱理群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王国维去世90周年的今天，人们或许更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作为个人，你怎样安身立命，怡然自处？在价值观多元的当下，你恪守的道德底线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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