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根治权力寻租，已是新时期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如何切断寻租根脉，有效整治权力寻租，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权力寻租的实质是权力腐败。经济学者布坎南认为寻租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权力寻租是一种资源浪费行为，任意一项寻租活动都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而不是社会剩余的增加；二是任意权力寻租都与政府管制或市场垄断有关。行政权力的运用不是以增加公共利益为目的，而是以小团体利益为目标。 若消费者以低于正常价格购买生产要素，部分政府管理官员在此时收受贿赂，为双方划分了“租”，这正是权力商品化的寻租行为。
权力寻租的特点
一是依托职务便利，谋划“设租”行为。权力“设租”行为，主要聚集在管人、管事、管钱的政府职能部门。拥有这方面职能的政府部门，其内部官员容易借助职务上的便利进行“揽事”，并“爱好”政府审批审核。于是，个别基层政府部门的行政许可“关卡”设立，一些企业、个人为了通过这些“关卡”，考虑委托关系开后门，助长了这些“设租”行为。可以说，个别基层政府部门的“设租”，实质上就是政府官员人为制造行政障碍，通过这些障碍来博取利益。
二是借力体制改革，“官商勾结”寻租。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初步发育阶段，也是体制转型交替的时期，这一阶段市场功能和法治不够完善。个别政府官员利用这方面的漏洞，积极钻政策空、打擦边球，将权力寻租的行为落在企业改制重组等上面，通过“官商勾结”，从中谋取一系列的资金和福利。
权力寻租的根源
随着公共权力的不断发展，公共权力的权威性也不断树立起来，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得到国家的普遍承认。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能够通过行政干预市场，以稳定市场秩序，这在为社会带来福利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权力寻租行为。
政府的市场干预是权力寻租的诱导力。修正市场缺陷，解决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根本出发点。但是政府的干预也存在局限，政府干预也可能会“失败”，而权力寻租就是干预“失败”的一种类型。因此可以认为，政府的市场干预是权力寻租的诱导力，而权力寻租则是政府市场干预的一种“副产品”。政府的市场干预，会带来以“租金”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利益，而租金是一种高于机会成本的成本。许多公共选择领域的专家认为，只要存在政府市场干预，便很有可能存在权力寻租行为。
“经济人”是权力寻租的引导者。社会人都是“经济人”，这是寻租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提。政府人员在公共权力的引导下，通过各种公共行为调控市场资源，这是政府作为公共部门的做法。而政府人员也是“经济人”，也会遵循自身利益最大化，以此决定自己的处事行为。所以，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对政府人员行为的监管制度不完善，就会从客观上诱使政府人员背离职业道德，谋求自我利益，满足自身利益需求。于是，就助长了权力寻租。若社会对政府公共权力的积极效应并不认可，或者是政府的市场干预“失败”，又或者是政府人员以利他的原则办事，那么都不会引发权力寻租。事实上，政府人员作为“经济人”，也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因此也就构成了权力寻租的重要主体。
治理权力寻租的路径选择
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健全权力制衡机制。为了减少权力对公民的伤害，就必须厘清什么是公共权力，什么是公共权利。政府权力的目的在于保护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国家权力最终目的就是维护公民权益。在此情况下，我国亟需完善权力制衡机制，即利用一种权力去约束或制衡另外一种权力。该模式既能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也有效控制了另外一种权力，形成公民与政府的互动，提高政府在公民心中的形象，发挥政府的调控职能，制约权力滥用的现象，有效地控制权力寻租。
政府适度实施干预，消除寻租市场租金。反寻租的关键在于政府的适度干预，只有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职能界限，才能利用规范的法律来制约权力寻租，将部分权力下放到市场。适度的政府干预，警示企业不做市场不能做的事，降低企业的寻租费用。从反寻租入手，不断提升寻租成本的公开化、竞争化，主动消除寻租的市场组织，促使寻租者更多地参与其他经济活动，让寻租者由寻租转向寻力，掌控公民自身的合法经济预期。
建立行政问责制度，提高寻租行为成本。行政问责制度有利于保护公民的政治权利，有利于推进政府行政职能转变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是衡量行为规范与行政权力是否对等的重要政策。该政策不仅为政府官员提供了正当性的依据，还为其设定了责任与义务。假定政府官员都是“理性的经济人”，提高寻租的行为成本，就是提高了寻租者的寻租门槛，能够让寻租者望而远之，有效治理寻租行为。行政问责制度有效约束了政府官员的不当行为，行政问责制度的连带性，让很多官员对于寻租行为都望而却步，进而重新选择正确的行为方式，建立官员的行政问责网络制度体系。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让官员不愿贪、不敢贪。为了有效推进反腐斗争，必须以作风建设为载体，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的廉洁教育，培育一批清风正气、纯洁的党员干部，增强党员干部的免疫力，让党员干部不愿意贪。权力寻租之所以层出不穷，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代价小。
健全反腐司法体系，构筑坚实的监督防线。治理政府寻租行为，是一项艰巨又复杂的大工程，不能只靠喊口号，要敢于动真格。要发动全民来监督，健全反腐的司法体系，构筑坚实的监督防线，从根本上消除寻租行为。主要可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统一的可操作的监督体系，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让全民监督有法可依、有规可循，明确监督的主体与监督的范围。二是动员党内外人士共同参与监督工作，奖励举报人，把举报反腐作为一项光荣的工作，让腐败分子无藏身之处。三是加大政务公开力度，消除“暗箱操作”，实行部门分解、轮岗等方式，实现权力的分流，提高政务权力的透明度，让掌权的官员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寻租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