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已至，也到了“驴友”户外运动与探险的好时节，但近来发生的一系列新闻却令人揪心。据报道，近期，云南大理三名“驴友”相约一起登顶苍山，在返程时，三人就是否继续向前攀登时产生分歧。其中，62岁的“驴友”杨某荣执意要继续向前攀登，然后从另外一条路下山，在和另外两人约定好碰头地点后，三人分开。但此后，杨某荣就失去联系，搜救工作至今仍在开展中。
类似的消息频频出现，在今年4月，一名福建大学生爬高黎贡山失联，至今未见获救消息。更不幸的消息是，就在半个月前，陕西西安一大学生和同学爬完华山下山途中，因雨天山路湿滑，不幸跌落山谷遇难。
每次“驴友”遇险的背后都是其亲友焦灼的担忧，同时还有当地调动大量资源进行营救的努力。耐人寻味的是，当网络上频频发生类似事件后，不少舆论从起初对“驴友”安危的关心，转变为对“驴友”因自己不负责而消耗公共救援资源的指责。
舆论的转向背后自然有其内在的逻辑。不可否认，在“驴友”失联中，的确有不少人是因为亲涉险境，明知探险的地区危险重重，依然不顾警告和劝解，甚至故意进入景区设置的“游客免入”的区域，进而失踪或发生危险，这样的行为的确应当被指责。
在动员公共资源救助“驴友”这个问题上，应当避免“一刀切”的做法，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分析。比如，有些“驴友”遇险，是出于不可抗力的原因，如突然遭遇自然灾害、景区安全保护设施不到位等，在诸如此类情形下，将责任推给“驴友”，显然是不合理的。然而，有些“驴友”一意孤行，明知危险而冒险，将个人追求“巅峰体验”放置在对公共资源的消耗上，则是不可取的。对于这种情况，或可进行追偿。早前，已有景区对搜救进行追偿案例，要求任性“驴友”承担景区垫付的6.3万元搜救费用。
在许多发达国家，相比官方动员公共资源加以援救，在不是特大灾难的情况下，民间的救援力量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如成立于1950年的美国救援协会在各州都有救援中心，在业务上救援中心归地方警察局领导。志愿者和民间力量构成了他们的救援主力，遇有求救时，值班员会通知25名左右的志愿者，要求至少有10人到达现场参加救援。当然，作为社保体系的一部分，救援协会和当地政府也有合作关系，在工作场地、救援器材和物资等方面，政府也会大力支持。
相比之下，我们在社会救援的制度化构建和社会整体合作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很多时候，还依赖“事情发生一起、救援进步一点”的思路，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考虑减少对公共救援资源的消耗，不如加大力度提升“驴友”个人安全意识和社会安全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