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胜（北京外国语大学档案馆、校史馆馆长，历史学院中国史研究中心主任）
1958年7月柬埔寨与我国建交后，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急剧扩大，柬埔寨语翻译人才的需求也急剧增加。不仅柬埔寨语，其他亚非语种也需求迫切。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五六十年代，正值亚非民族解放运动勃兴，15个亚洲国家和19个非洲国家先后与新中国建交。此时，我国开办亚非外语专业的高校甚少，主要承担外语人才培养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也只有8个欧洲语种。这种情况远远无法满足国际形势及外交事业迅速发展的迫切需要。
1960年3月30日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对参加会议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刘仲容副院长提出了赶快筹划增设语种的指示。总理认为北外现有8个语种太少，应“设法逐步增加到30个语种左右，将来应有70~80个语种……师资问题可向外交部提出设法聘请。”
面对国家战略需求和指示，北外迅速作出反应，决定在3年内全部开齐包括柬埔寨语在内的17个语种，并落实师资、饮食、住宿等相关措施。1961年4月，北外根据教育部和外交部的意见，提出了开设新增语种的初步方案，除阿拉伯语之外，全部在1963年之前开设。师资主要通过外交关系和文化关系聘外国专家与雇员，并请教育部设法从国内抽调。生源分两类，需求量大的招收新生，需求量较小的则由其他语言学生转学。
1961年7月，柬埔寨语等5个亚非外语专业正式设立，并聘请第一批师资，招收了第一批学生。截至1965年，北外一共新增了19个语种，其中三分之二是亚非语种，包括：柬埔寨语、老挝语、僧伽罗语、马来语、缅甸语、印尼语、日语、泰语、越南语、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和豪萨语。由此，北外“亚非语种群”初步确立，同时也为今天“一带一路”沿线非通用语种群打下了基础。
北外每一个语种的设立与发展，都与党和国家的外交事业的战略需求与迅速发展息息相关，都是北外抓住历史机遇、服务国家外交战略的结果。在77年发展历程当中，北外一共有4个历史机遇。第一个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北外诞生，并有了俄、英两个语种。第二个是新中国成立并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北外“欧洲语种群”奠定基础。第三个是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北外“亚非语种群”奠定基础。第四个则是新世纪中国全面走向世界，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北外的外语语种数扩大了两倍，“一带一路”沿线非通用语种群布局基本形成。
截至目前，北京外国语大学共开设有98个外语语种，很快将突破100种，覆盖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官方语言或主要使用语言。
《光明日报》（ 2018年08月21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