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特约评论员 于立生
年近八旬的赵县五道古火会代表性传承人杨风申去年2月19日在河北赵县南杨家庄村的庙会上被拘，今年4月20日被赵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处4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目前，他已上诉至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6月6日澎湃新闻网）
赵县五道古火会本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流传在南杨家庄村，以燃放烟火来庆祝丰收，每年都要放烟火、唱大戏、挂彩灯，具有很高研究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并起到一定促进安定、凝聚人心的民俗社会作用。
文化的本质就在于人化。而一项行为的罪与非罪，有无社会危害性历来是一个重要的评判维度。作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杨风申制作“梨花瓶”用于在庙会燃放，却给刑事司法撞了一下腰，也就未免有些尴尬了。
这不禁令人想起2014年的“耍猴艺人案”。新野猴戏也是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但鲍风山等4名艺人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表演时，却被该市森林公安以未办“野生动物运输证”刑拘，之后案情跌宕，但最终经黑龙江省林区中院二审改判无罪。
无论“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还是“非法制造爆炸物罪”，都是法定犯，而非自然犯。那么，如果构成犯罪，首先就侵害了相关部门的管理秩序。这是构罪要件之一。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3条明确规定：“国家对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实行许可证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生产……民用爆炸物品……”，第44条则设置了罚则：“非法制造……储存民用爆炸物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杨风申因在庙会未经许可组织部分村民非法制造烟花药；公安机关当场查获用于制造“梨花瓶”的烟火药15千克、“梨花瓶”成品200个，经鉴定具有爆燃性。那么杨风申首先行政违法已属无疑。
但是，触犯相关部门关于民用爆炸物品的管理制度，却并不意味就必然要被上升到刑事制裁的高度来严罚重处。
固然，关于“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刑法》第125条规定：通常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最高法《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7款也确定了立案追诉标准；片面、机械的看，杨风申已经达到立案追诉标准。但是，该司法解释第9条还规定：“因筑路、建房、打井、整修宅基地和土地等正常生产、生活需要……而非法制造……储存爆炸物，数量达到……规定标准，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并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依法从轻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
赵县五道古火会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制作“梨花瓶”在庙会燃放既约定俗成，也是在传承民俗文化，具有正当性，理应界定为“正常生活需要”之一种。杨风申制作“梨花瓶”既没造成社会危害，也不是在人员集中区域，而且是因文化水平低导致，本身主观恶性小，在被查获后又态度较好；刑事司法本应恪守谦抑性原则，故完全可以从轻发落，缓刑或定罪免刑；乃至治安管理行政处罚了局也并无不可。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非遗”传承人也不能未经许可就非法制造、储存民用爆炸物品，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惩处。但是，对于一项非法行为，应该作出怎样的法律评价，究竟是行政处罚即可，还是缓刑或定罪免刑，又或严刑峻法制裁，却还须审慎对待。动辄“重刑主义”的刑罚伺候，不仅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也容易令民众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慌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