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坚持行进了30多年，刘醒龙现在几乎进入了一个自由的境地。他最近的长篇新作《黄冈秘卷》让人掩卷多思，这使我又想起当年的《黑蝴蝶，黑蝴蝶》，眼前真是一“黑”又一“亮”。熟悉的现实关怀和伦理风习依然是刘醒龙让人印象深刻之处，但和《凤凰琴》的细致悲壮与《圣天门口》的气势恢宏以及《天行者》幽怨灵动相比，《黄冈秘卷》不论是对现实的关怀还是对历史的叙述都出现了与以往作品全然不同的新质，抽丝剥茧般的叙述自由多变，对家族和历史的另类写法使得《黄冈秘卷》凄婉迷离，不只是一部厚重的长篇小说，更像一支余音袅袅的老曲。
《黄冈秘卷》 刘醒龙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刘醒龙在书中借一个湖北的小县城，容纳了近乎半部近代中国的历史。和《圣天门口》中对现代革命历史起源、历史主体的彻底还原一样，《黄冈秘卷》继续关注现代性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当然，刘醒龙更为关切的是现代性进程在战火熄灭之后面对的更为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是海晏河清之后生活事项内部的冲突交涉，是在新一轮社会转型悄然到来时的疑惑，是人们在物质和精神的茫然中的回望，以及在不明不白的渴求中寻找慰藉之道。
父亲老十哥是文学作品谱系中常见的“父亲”形象，性格执拗，脾气暴躁，是家庭中的顶梁柱也是威权者，当然，这样的父亲也是“老干部”，带着两处代表荣誉的枪伤和一堆“想当年”的故事。这样的父亲进了当地的《组织史》，却一直设置重重阻碍，阻止自己的堂弟续修家族志。在他看来，有了《组织史》对自己即使短短百字的记录便也够了，不要再进什么《刘氏家志》。老十八为了家族志的续编奔走劳碌，秉持的是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这样的观念在老十哥这里遭遇的正是某种程度上集体与个人对立的当代延续。父亲终生要求自己的孩子按照家乡风俗叫自己“伯”，也一直将生活多年的地方只是称作“这个县”以显示与故乡的区别。他有那么多的执念，从不怀疑世界上最好的莲藕是来自自己的家乡。然而，即便这般“恋旧”，即便有这样的“乡愁”，在“组织”这样的大话语面前，父亲依然愿意做那个只有百字描述的微小个体，而不愿在《刘氏家志》中占据光辉荣耀的篇幅。父亲对“组织”的感情，首先来自国教授在监狱中的启蒙，但吊诡的是，在革命的残酷和激情之中，帮助父亲实现与“组织”对接的，是美丽的姑娘海棠。父亲对组织无条件信任的一生自起点便与个人的浪漫情感相勾连，并成为纠缠一生的记忆。刘醒龙显然是在历史起源处和根本处，设置了一些让人回味无穷的关节。它对革命的绝对性与个人的内在情感建立起一种相互质询的关系，这是刘醒龙的小说经常不露声色留下的榫卯。
与集体和个人这对关系相对应的是老十哥与老十一的对立。小说中追根溯源二人的矛盾起源于多年前的一次不讲道义的出卖，但也正是那次出卖使得老十哥遇见了国教授，自此遇见“组织”。时光流转，多年后这对同年同月同日生姓名也同音的堂兄弟却无法“相逢一笑泯恩仇”，甚至彼此间的矛盾裂隙不断加大，此间作祟的并非多年前的矛盾扩大化，而是新的矛盾在滋生。老十哥俨然是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区长，兢兢业业，两袖清风，老十一却是时代的“弄潮儿”，做生意，开公司，买轿车，娶了第六任妻子。老十哥记恨老十一多年前的背叛，更无法忍受今天老十一耀武扬威的高档汽车，这便不只是单纯的兄弟矛盾，而是传统生活观念与现代性进程的冲突，是历史与当下现实的因缘际会。不远处的南门大桥正是这样一个集历史、现实、日常、个人、集体于一身的地理空间，它的兴衰流变也见证了这个家族、这个县城多重矛盾的不居变动。
书中另一个贯穿始终的线索是“我”与少川的隐微情感，以及看似有些脱离小说主体风格的高中生北童对黄冈的假意怨恨。《黄冈秘卷》因为这条线索的存在，便不只是我们的作家通常意义上爱写的家族历史或者地方志，而是有了更为当下性意义的高考教辅材料。闻名全国的黄冈中学及黄冈的教辅资料是所有中学生与家长的珍宝与噩梦，在小说中也成为现实性的标识，成为多重矛盾来源的一个面向，既是老十一投机腐败的途径，也是“我”与少川特殊关联的抽象维系。当然，刘醒龙以他的现实主义笔法顽强地处理如此困难的题材和细节，当少川作为海棠女儿的身份被揭示，进而牵引出多年前的爱恨情仇，使得小说走向“团圆”结局的时候，整部作品终于得到完成。
但作品的完成也留下一些值得推敲之处，少川和北童这一条线索略显孱弱，与故事主体也略显疏离，或是刘醒龙有意放纵的形散神不散的手法。小说也不时地嫁接传统资源，苏东坡在整部作品中就时隐时现，偏僻的诗句“三江自此分南北，谁自中江是主人”成为“组织”的接头暗号，苏轼被贬黄州的痕迹轶事也都成为“风骨”的证明。所有的“地方文化传承”的借用，刘醒龙都试图制造一种生气勃勃的趣味。黄冈中学、苏轼、赤壁都是这里的文化标识，当然也成为“秘卷”书写无法回避的重要素材。刘醒龙的笔力硬气在于，他有能力把这些符号要素熔炼于人物的性格脾气，熔炼于黄冈人的日常德行之中。这些传统文化符码可以成为老十一的赚钱利器，也可以成为今天地方政府搭台唱戏的资本。刘醒龙以回忆视角挖掘出20世纪90年代的故事，时间的距离使今天的思考更加绵长。
当然，除了是高考教辅材料，除了是祖父、父亲的家族故事，“秘卷”在某种意义上也指涉着小说中老十八孜孜以求的《刘氏家志》。与老十八的执着相对照的，是市场经济风靡，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都面临大范围改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一身傲骨的父亲老十哥在接到“组织”的又一次指令后依然选择了无条件地服从，只是这一次的服从却是对故乡风习的撤退性回归。老十哥用五十年的时间走出黄冈又回到黄冈，走时带着的是与传统相割裂的过去信念，回来时带着的是必须与时代相妥协的现代想象。老十哥带着纠结复杂的心情回到了刘家大塆。“现在老了，还要缠着组织可不太好，就不要再给组织添麻烦了！”这是身上带着两个弹孔的老革命者对组织的信任与遵从，但真正治愈他的，除了年老的海棠来自远方的问候，更是这里黄冈上巴河的刘家大塆山光水色一如从前，是祖父的织布机与老房子，是王先生的墓碑，是自家门前的晒场，是如雀鸟归林的放学的孩子们。最终登场的，是被藏在洞穴之中的《刘氏家志》，那是比组织、历史等词汇都具体的一本家族记述，是这自然山水之中一脉姓氏的传承话语。
这是小历史对大历史的质询吗？这是现代向传统的撤退吗？这是集体对个人的让渡吗？这是都市文明对乡村伦理的妥协吗？距离刘醒龙描述的1999年，已经又过去了近20年，那些靠《黄冈秘卷》应付高考的中学生依然层出不穷，那些和老十一一样在市场之中摸爬滚打者始终后浪推前浪，但像老十八这样执念于家族志且动机相对单纯者日渐珍贵。在2017年书写上世纪末的故事，刘醒龙拥有的显然是当下的视野。当人们更多关注自我的内心，竭力把持自我的物质与精神之时，刘醒龙在提醒我们，当下和现实依然有需要关注的信念之类的宏大事物。那些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那些历史与现实的纠缠交互，依然困扰着身边的你我与他。父亲老十哥与老十一、老十八一代人正是承担了这些困扰，他们正在生生上演着现代化进程之下的人之困境，他们在努力找寻历史与现实的、现代与传统的全方位的和解。推动和达成这些和解的，始终是刘醒龙这样的作家欣赏和挖掘的人性向善与人与人之间主体间性的和谐。于是，时代进程的步伐得以继续推向前进。
《光明日报》（ 2018年08月22日 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