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詹媛
“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钱塘胜景千年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每年农历八月十八秋分前后，钱塘江都会迎来奔涌达数米高的潮头，蔚为壮观。然而，钱塘江潮涌奇景背后的水患治理却很少为人所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几代科学家对钱塘江强潮灾害进行了数十年的治理研究，实现了对潮汐的控制和疏导，在保留了钱塘江潮这一自然人文景观的同时，还形成了完备的“强潮河口治理”学科体系，使我国在河口海岸学研究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017年的农历大潮日，杭州，钱塘江上的小渔船。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1.从“惧潮抗潮”到“人水和谐”
“历史上，钱塘江的强潮潮水越堤时常发生，一遇大潮汛，潮势更为凶猛，破坏力更大，常有塘毁江坍的记载。”曾担任中国水利博物馆馆员的李海静博士介绍，尽管有“天下第一潮”的美誉，钱塘江水的破坏力也很惊人，以至于在明代，人们曾因惊惧而发出“千年地缺谁能补，百丈潮头势欲狂”的叹息。
“历史上，钱塘江北岸海塘被冲毁，咸水可能会随内河内灌至太湖平原，所到之处作物枯萎、田亩绝收，影响国家的赋税收入。”李海静说，在钱塘江畔修筑海塘从古至今一直是沿岸地区的重点水利工程。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钱塘江沿岸众人争睹大潮涌动的壮观景象。新华社发
今天的杭州市民徜徉在钱塘江畔以G20峰会会址为中心、长逾10公里的“钱江夜曲”灯光秀中时，大约不会想到这里曾是漫漫江滩，更不会想到这条河流在历史上曾洪水肆虐。
钱塘江如今也是杭州市市民的主要供水源。人们可能也不会想到，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因外海潮汐上溯，大量海水侵入江中，自来水厂取不到足够淡水供应市民使用，导致傍江而生的杭州市民却常常要吃咸水，是科学的治理思路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专家（左二为戴泽蘅）在察看鱼鳞塘修缮底部水泥保护层。中国科协“钱塘江治理科学家群体的学术资料采集项目组”供图
1978年，钱塘江上游水库缺水、下游潮汐变大、咸水入侵严重，杭州市饮用水供给出现问题。时任浙江省钱塘江管理局局长的韩曾萃与同事程杭平根据钱塘江水文观测中实测盐度变化数据资料，应用电子计算机采用非恒定流理论针对变化流量展开研究，计算瞬时含盐度分布情况。两位技术专家通过推导公式、编排程序调试、计算盐度的变化，模拟出主要取水口的计算与实测过程后，继续研究最佳放水方法。最终得出结论：“应在大潮汛时上游多放水，小潮汛时上游少放水，可达到节水20%的效果”，从而成功解决了杭州市民靠着大江却缺乏淡水的饮水问题。
当时，国际上虽对盐水入侵的问题有所关注和研究，但尚未应用于实际，韩曾萃等对盐水入侵的实测预报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实际上，钱塘江的防治方略随着不同时期国家科技水平、思想观念的发展，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钱塘江的治理看重“缩狭江道”；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强调“固定河床”；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拦江建闸，潮汐发电，消灭涌潮”；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治江围垦”；近年来则形成了“缩狭江道，保护涌潮”的治理理念。如今，杭州市民再不用担心咸水入侵，钱塘江畔还修筑了秦山核电站为人们输送电力，钱塘江潮这一千年奇观也得以保留。李海静认为，这体现了钱塘江防治工程从被动地“惧潮抗潮”到主动追求“人水和谐”的理念转变。
2.强潮灾害治理的中国经验
韩曾萃还曾担任过浙江省河口海岸研究所所长兼总工程师、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技术顾问等职务，他与这条江相伴了一生，可以说摸透了钱塘江的“脾气”。据他介绍，钱塘江涌潮高于两岸平原3米至4米，最高潮位可达7米，这种独特的河流特性只出现于钱塘江和亚马孙河流域，而后者沿岸人口稀少，不存在太多的治理问题。正因如此，对钱塘江强潮灾害的治理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经验。
伴随现代防治理念、防治方略、防治标准的演变，钱塘江防治工程所采用的技术手段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如今钱塘江的海塘形状已从原来较为单一的直立式重力型海塘，逐渐发展出直立式、斜坡式、混合式等多种塘型，以适应不同地段的自然环境和水文条件。有关机构科学地制订了海塘修筑标准，实现了“标准海塘”的修建以及明清古海塘加固。与此同时，还针对江水宽度和走向制订了相应的围垦方案并予以实施。这些变革不仅结束了历史上钱塘江海塘“累修累毁，累毁累修”的状况，还实现了对潮汐的控制和疏导，为实现钱塘江河口的“人水和谐”提供了技术与工程上的有力支撑。
“钱塘江治理过程中成长的一批水利专家和科技工作者，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通过勘测、科研开展了一系列治江工程实践。他们不仅设计修筑了沿江标准海塘，成为抵御涌潮、保卫两岸安全的‘海上长城’，还科学规划了钱塘江河口治导线，来消除钱塘江的水患问题。”曾任浙江省水利厅副巡视员的徐有成介绍说，针对钱塘江防治的基础科研逐步形成了专业的研究团队和机构，出版了期刊，并最终建立了“强潮河口治理”理论，使得钱塘江科学家群体的科学研究成果在世界河口海岸学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曾经河床会在几十公里范围内剧烈摆动的钱塘江，摆动范围现在被控制在2公里至3公里。如今，稳定的河口边围垦出百余万亩的土地，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和清华大学联合开展的“钱塘江河口治理成效评估”项目结果显示，这些土地上的工业开发区年产值达到150多亿元，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口整治的总投入约50多亿元。为此，在我国举办的首届河口海岸国际研讨会上，有专家表示，钱塘江河口的整治是世界级水利成果，而如此低投入、高产出的整治成绩也是世界罕见，值得各国借鉴。
3.防治、经济和文化效益“三丰收”
钱塘江畔矗立着明代政治家、军事家、法学家、水利学家和历史学家黄光升的塑像。史料有载，他在浙江任佥事期间，适值海盐石塘屡筑屡坏，他精心研究塘基处理和条石纵横叠砌方法，创筑五纵五横鱼鳞石塘，取得成效。此后直至清代，在沿海险要地段所砌石塘，大多采用黄光升筑塘法。
行走于钱塘江的海塘之上，如今82岁的韩曾萃时常会觉得是穿梭于历史长河中。眼前的海塘既有保留下来的长约33公里的明清古海塘，又有民国条石塘以及同属民国时期的洋灰塘、跨越民国和新中国两大时期修筑完成的斜坡塘，以及采用现代技术手段修筑的新式海塘，它们沿着钱塘江绵延而立，令汹涌的江水变得驯服。
新时代的技术专家并不满足于靠造塘抵御水患的被动防御式治理方略，而是积极探求钱塘江治本之策，整治了江道，修筑了新式海塘，使钱塘江水不再肆虐；同时，他们对古人的智慧和大自然的奇观也保有足够的尊重，保护了钱塘江独特的自然涌潮景观和鱼鳞古海塘这一人文景观。
治理后，钱塘江涌潮的强度、地点、多样性未受到明显影响，一线潮、回头潮和交叉潮一如既往。由于减少了主槽摆动，涌潮到达时间更准确，年际、年内涌潮大小的变化幅度减小，并增加了多个很好的观潮点。
防治工程实施后，不仅保护了钱塘江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还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中国科协2016年启动的“钱塘江治理科学家群体的学术资料采集项目”搜集的资料显示，工程实施以后，由于下游的进潮量减少，水中的含沙量和盐度降低，使得西湖、杭州市区河道、萧绍平原河网从钱塘江引水的时间增长、水量增大，对改善西湖和内河河网水质作用明显。在沿岸湿地的保护和开发过程中，工作人员十分注意保持滩地的动态平衡，以满足候鸟迁徙、红树林生长、重要鱼类繁衍生产、生物多样性等生态系统的健康需求。
在中国科协“钱塘江治理科学家群体的学术资料采集项目”负责人、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石云里看来，钱塘江的治理开发，实测数据资料积累之丰富，分析研究手段之完备，综合治理成效之显著，在我国河口治理中尚无先例，在世界河口治理中也独具特色；而新中国成立后，分别以戴泽蘅、韩曾萃和潘存鸿为代表的三代治江人，在传承和创新中实现了防治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文化效益的“三丰收”，初步实现了“人水和谐”的治水目标。
《光明日报》（ 2018年08月25日 0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