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摘编】
侯振武、杨耕在《哲学研究》2018年第7期撰文《关于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再思考》，以当代实践和哲学成果为基础，重新思考马克思交往范畴的内涵和交往理论的作用。文章认为，交往形式和交往关系是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核心概念。交往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但不等于生产关系，“生产力—生产关系”命题是对“生产力—交往形式”命题的深化。交往与生产互为前提，交往内生于生产，生产只有在交往中才能进行。个人的生产能力只有在交往中才能形成社会生产力，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内在地包含着互动。当交往从区域交往发展到世界交往时，历史便转变为世界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民族的“普遍交往”为基础的，它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而形成。世界交往形成之后，人类总体历史和具体民族历史之间的关系发生重要变化，二者之间不仅具有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而且具有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一些相对落后民族、国家内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便会激化，并产生同较为发达国家“类似的矛盾”。在这种“类似的矛盾”的支配下，在较为发达国家的“历史启示”下，一些相对落后民族、国家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缩短矛盾的解决过程，从而跨越某种社会形态，直接走向先进的社会形态。如果说在区域交往条件下，这种跨越现象是个别的、偶然的，那么在世界交往条件下，这种跨越现象成为普遍的、常规的。这样一来，具体民族发展呈现出各自的特殊性，社会发展道路呈现出多样性。正是基于对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关系的思考，马克思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并对世界交往寄予了很大希望。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就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
《光明日报》（ 2018年09月17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