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单、西四、鼓楼前”，这句老话说的是老北京三大商业中心，亲历者如今屈指可数。随着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的开展，越来越多的人想了解那段繁华旧梦。对于1929年生人、今年整90岁的崔宝贤来说，恍如昨日。
“鼓楼的后面、钟楼的前面，是个杂八地，卖什么的都有。茶馆就有三个。早上起来，老人没事儿，提溜着鸟笼子，来喝茶。鸟一挂，啾啾叫，很有意思。喝完茶干什么？拉房纤。你买房，我卖房，他是中介。”崔奶奶思路清晰。
三家茶馆分别是石家茶馆、李家茶馆、鲁家茶馆。东北角有块空地，中间画一道线，一家茶馆分一块。白天，说书的、唱戏的、说相声的、练杂技的，干什么的都有。
“撂地的就在他那儿练。人家给你预备板凳，预备桌子，夏天给你支上棚，喝水给你沏上茶，码好了，洒上水，凉凉快快的，本来就是热闹地儿，你这儿一敲鼓，人就都奔你这儿来了，你就开始练。招的人越来越多，开始卖吃的。”
“卖灌肠的、卖扒糕的、卖凉粉的、卖炸鱼的、卖切糕的、卖茶汤的，都在这儿卖。那些吃的你们都没吃过，我现在想吃，都找不着了。就说切糕，一大坨子，盖着湿布，干布就粘上了。你要吃吧，拿一白菜叶，白菜叶先搁盆里泡着，不粘嘛，横切一刀，竖切一刀，一起，一合，再给你撒点儿糖，就得了。”
崔奶奶八岁时，从现在北二环绿化带的位置搬家到了草厂胡同，十五六岁时，嫁到前面钟楼湾胡同里的钱家当童养媳。钱家人以卖艺为生，婚后，崔奶奶也练起了手技，跟着公公、丈夫、小姑子一起撂地。
“我先生是练武术的，叫钱小侠，翻跟头、拿大顶，耍人，蹬人、举人，钻圈，钻刀门，他的功夫现在都没有了，失传了。我公公是练坛子的，我小姑子练手技。”崔奶奶说，那时候卖艺也像赶大集似的，“一个月30天，10天一循环，这10天，鼓楼演四天，东四两天，隆福寺两天，白塔寺两天。”
“我们撂地，有板凳、有棚子，茶馆掌柜的跟你二八下账。那时候票就两毛钱一张，来晚了还可以循环看。”崔奶奶说，相声大师侯宝林也曾经在这儿卖艺。
“他板凳也没有，场子也没有，人也不给他支棚子。我们练完了，得，咱们明天见吧！他来了，‘大家别走’，一作揖，‘听听我再给你们说点相声！’这板凳也不能挪，他就借你板凳了，这棚也不能撤，他也借你光了，按我们这行里说，这叫‘捡板凳头’，茶馆也不收他钱，只收我们的钱。他出名以后，我们一起去电视台演出过，见面他还开玩笑，‘我们可不是那两毛钱一位的’。”
鼓楼后面是杂八地，前面可都是买卖家。“烟袋斜街口上，南边是卖零食的，叫公和魁，有小点心、糖果、葡萄干什么的，北边是红吉纸店。马凯饭店那个位置以前是一家绸缎庄。大伙儿都知道，买什么东西就上那儿买。公和魁南边是个布店，再早是戏园子，常宝华一家子就搁那儿演出。”
新中国成立后，街头艺人都入了正规院团，崔奶奶一家也进了杂技团，茶馆慢慢没了生意，热热闹闹的杂八地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整修一新的钟鼓楼广场，是附近居民健身、遛弯儿的乐土。
崔奶奶在钟楼湾胡同一住70多年，房子房管所都给翻新过三回了，站在屋门口往西一扭头，就能看见钟楼的尖儿。“在北京没觉得怎么着，去外地，还想着钟鼓楼，到了晚上，老瞅着月亮，心想，这会儿月亮是不是搁钟楼尖儿上呢？”
“东单、西四、鼓楼前”，这句老话说的是老北京三大商业中心，亲历者如今屈指可数。随着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的开展，越来越多的人想了解那段繁华旧梦。对于1929年生人、今年整90岁的崔宝贤来说，恍如昨日。
“鼓楼的后面、钟楼的前面，是个杂八地，卖什么的都有。茶馆就有三个。早上起来，老人没事儿，提溜着鸟笼子，来喝茶。鸟一挂，啾啾叫，很有意思。喝完茶干什么？拉房纤。你买房，我卖房，他是中介。”崔奶奶思路清晰。
三家茶馆分别是石家茶馆、李家茶馆、鲁家茶馆。东北角有块空地，中间画一道线，一家茶馆分一块。白天，说书的、唱戏的、说相声的、练杂技的，干什么的都有。
“撂地的就在他那儿练。人家给你预备板凳，预备桌子，夏天给你支上棚，喝水给你沏上茶，码好了，洒上水，凉凉快快的，本来就是热闹地儿，你这儿一敲鼓，人就都奔你这儿来了，你就开始练。招的人越来越多，开始卖吃的。”
“卖灌肠的、卖扒糕的、卖凉粉的、卖炸鱼的、卖切糕的、卖茶汤的，都在这儿卖。那些吃的你们都没吃过，我现在想吃，都找不着了。就说切糕，一大坨子，盖着湿布，干布就粘上了。你要吃吧，拿一白菜叶，白菜叶先搁盆里泡着，不粘嘛，横切一刀，竖切一刀，一起，一合，再给你撒点儿糖，就得了。”
崔奶奶八岁时，从现在北二环绿化带的位置搬家到了草厂胡同，十五六岁时，嫁到前面钟楼湾胡同里的钱家当童养媳。钱家人以卖艺为生，婚后，崔奶奶也练起了手技，跟着公公、丈夫、小姑子一起撂地。
“我先生是练武术的，叫钱小侠，翻跟头、拿大顶，耍人，蹬人、举人，钻圈，钻刀门，他的功夫现在都没有了，失传了。我公公是练坛子的，我小姑子练手技。”崔奶奶说，那时候卖艺也像赶大集似的，“一个月30天，10天一循环，这10天，鼓楼演四天，东四两天，隆福寺两天，白塔寺两天。”
“我们撂地，有板凳、有棚子，茶馆掌柜的跟你二八下账。那时候票就两毛钱一张，来晚了还可以循环看。”崔奶奶说，相声大师侯宝林也曾经在这儿卖艺。
“他板凳也没有，场子也没有，人也不给他支棚子。我们练完了，得，咱们明天见吧！他来了，‘大家别走’，一作揖，‘听听我再给你们说点相声！’这板凳也不能挪，他就借你板凳了，这棚也不能撤，他也借你光了，按我们这行里说，这叫‘捡板凳头’，茶馆也不收他钱，只收我们的钱。他出名以后，我们一起去电视台演出过，见面他还开玩笑，‘我们可不是那两毛钱一位的’。”
鼓楼后面是杂八地，前面可都是买卖家。“烟袋斜街口上，南边是卖零食的，叫公和魁，有小点心、糖果、葡萄干什么的，北边是红吉纸店。马凯饭店那个位置以前是一家绸缎庄。大伙儿都知道，买什么东西就上那儿买。公和魁南边是个布店，再早是戏园子，常宝华一家子就搁那儿演出。”
新中国成立后，街头艺人都入了正规院团，崔奶奶一家也进了杂技团，茶馆慢慢没了生意，热热闹闹的杂八地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整修一新的钟鼓楼广场，是附近居民健身、遛弯儿的乐土。
崔奶奶在钟楼湾胡同一住70多年，房子房管所都给翻新过三回了，站在屋门口往西一扭头，就能看见钟楼的尖儿。“在北京没觉得怎么着，去外地，还想着钟鼓楼，到了晚上，老瞅着月亮，心想，这会儿月亮是不是搁钟楼尖儿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