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范孙纪念园
张伯苓纪念园
天津北方网讯：在南开大学马蹄湖与思源堂之间的中心花园里，敬塑着南开创办人──校父严修和老校长张伯苓的半身铜像，每逢他们的诞辰和校庆纪念日，南开师生和校友都要到此凭吊。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转瞬间已到南开百年华诞。
严修，字范孙，为清朝名翰林，做过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是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积极变革封建教育、倡导新式教育的先驱者之一。甲午战败使严修倍受震动，他深感中国要自强，必须变法维新，而要变法维新，非要创办新教育不可。1897年，严修上书光绪皇帝，奏请开设经济特科，改革科举制度，后辞官回津，将严氏家馆作为兴办新式教育的基地，并为子弟们聘请了一位新学教师──张伯苓。
张伯苓1895年10月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第五期驾驶班。此前半年，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中一条就是允许日本军队驻扎威海卫。1898年7月，英国强租威海卫，张伯苓随通济轮送清政府官员去办理接收和移交手续，亲身经历了“国帜三易”的屈辱场面：接收时先下太阳旗，后升黄龙旗，仅过一日，改悬米字旗。他悲愤填胸，深受刺激，深刻认识到：海军救不了中国，“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自此，张伯苓离开北洋水师，投身于教育救国的毕生事业。
严修于1898年开设了严氏家馆，38岁的严修聘请22岁的张伯苓到家馆任英文数理教席，其后三年，天津著名商业“八大家”之“益德王”家设立王馆，张伯苓受聘主持严馆，继而兼理王馆，教授两家子侄，讲授新学课程，开一时风气之先。他们同受国难严重之刺激，共发教育救国之宏愿。1904年，严修与张伯苓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即将严、王两馆合并，面向社会公开招生，正式成立中学。此后，秉持教育救国的强烈信念，二人又分别于1919年、1923年、1928年共同开办了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使南开系列学校初具规模。
南开大学校史办主任肖光文表示，在南开学校创办之初，严、张二人就产生了开办大学的设想，由于最初的试办不成功，二人商定，张伯苓先于1917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高等教育，严修与南开校董范源濂等人于1918年赴美考察。此番游学考察使他们对美国大学的组织与发展情况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更深切感受到大学教育对国家的重要，回津后立即筹备开办大学。为筹措南开大学的办学经费，1919年初，严修不顾身体疲弱和刚刚经历的丧子之痛，偕张伯苓四处奔走。二人周旋于军、政、官、商各界中，自称是“化缘的老和尚”。他们奔波筹资，既有收益，也坐过冷板凳，挨过白眼，但他们坦然面对，并不介怀。
南开大学的开办和最初发展对严修仰仗颇多。建校之初，严修不仅以个人财力、物力给予学校很大支持，而且南开大学在发展之初接收的几笔大的社会捐款，也多源自他的社会名望和人脉关系。面对社会上对私立南开大学的种种质疑，严修给予张伯苓坚定的支持与真诚的劝勉。张伯苓曾多次讲过：“个人真万幸，在严先生指导下做事；南开真幸运，由严先生发起。”1929年3月14日，严修去世，《大公报》发表社评，悼其逝世“诚为学界之大不幸”，并赞其为南开的发展所作出的孜孜努力。南开大学召开追悼会，张伯苓高度评价了严修的办学功绩，并尊其为校父。
严修对南开最大的贡献，是他为南开选了一位好校长。张伯苓创办南开系列学校，担任校长40余年，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他始终坚持教育救国的信念，历尽艰辛，擘画经营，潜心教育，矢志不渝。他秉持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的教育理念，为南开首定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为国家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
小资料
严范孙张伯苓纪念园
1986年4月5日，张伯苓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时，张伯苓半身铜像在南开大学中心花园落成揭幕。铜像由天津美术学院王之江教授设计，高1.1米，宽1.2米。遵照张伯苓遗愿，他和夫人的骨灰也移葬于此。
1992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在中心花园东侧敬塑了校父严修的半身铜像，与张伯苓校长的铜像相互呼应。铜像底座背面，刻有352字的碑文，简略记述了严修一生业绩。（津云新闻编辑曲璐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