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南开精神；作育英才，传承文明，泱泱学府北辰。2019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将迎来建校100周年华诞。津云·海河今声工作室选取南开大学百年历史发展中极具典型意义的人物和事件，告诉您一个不可不知的南开。
南开爱国基因与生俱来
南开大学是一所具有爱国传统的学校。五四运动期间，南开师生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号召民众“警醒国魂”“不忘国耻”。周恩来、马骏、马千里等成为天津五四爱国运动的领袖。1919年12月，南开师生两次参加天津市的国民大会，深入商家店铺调查日货。天津反动当局进行镇压，制造借口，逮捕了马骏、马千里、时子周等7名代表，并在警察厅花园殴打南开学生师士范、祁士良等6人。1920年1月29日，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等17所大、中学校学生在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于方舟的带领下，赴直隶省公署请愿，又遭残酷镇压。周恩来等4名代表被捕，南开学生13名受伤。被捕师生在狱中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20年7月，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反动当局不得不释放被捕代表和学生。此后，在纪念五七国耻、声援五卅运动、声讨三一八惨案等爱国行动中，都活跃着南开学生的身影。
爱国运动中被捕的师生代表出狱后合影（四排右二为周恩来，右一为于方舟，二排左二为马骏）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在党的领导下，南开大学的党团组织逐步建立起来。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就与天津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新生社有过较多联系，接触了周恩来、马骏等南开大学学生。1922年，于方舟考入南开大学，翌年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于方舟当选委员长，同时青年团南开大学支部开始筹建。1924年，于方舟主持成立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并任书记，成为天津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南开大学的反帝爱国运动深入开展起来。
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南开大学的民主运动转向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反帝爱国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师生们组成了以张伯苓为主席的国难急救会，并决定立即加入天津中等以上学校抗日救国会，以实际行动支持长城抗战，慰劳前方将士。南开大学成为天津市的抗日救亡中心之一。与此同时，学校的中共地下组织建立反帝大同盟。他们开办工友夜校，组织进步社团，传播革命真理，宣传抗日政策，扩大抗日救国运动的群众基础。1935年暑假，二三十名进步学生组成小分队，深入北仓、杨村一带农村，调查农民生活情况，宣传抗日。
1935年，南开学生在天津西郊王兰庄办平民学校时与农民子弟合影
在民族危亡之际，南开大学师生高举抗日救亡旗帜，并积极付诸行动，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在强敌面前不屈的风骨与必胜的信念。
为国牺牲南开惨遭日寇毁掠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对华军事进攻的同时，有目的、有计划地劫掠、毁灭中国著名的教育机构。南开大学成为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第一所被日寇化为焦土的中国高等学府。
7月29日、30日，日寇连续两天用飞机、大炮对南开大学进行狂轰滥炸。29日下午，炮轰一度停止。据目击者称，有一长列日军汽车，从南开大学开到海光寺，车上堆满了货物。事后得知，日军停止炮轰是为了抢劫尚未搬走的图书。“轰炸之不足，继之以焚烧。”30日下午3时许，日军百余名骑兵和数辆满载煤油的汽车，闯入校园，到处纵火。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教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烟火之中。日军野蛮轰炸南开大学后，立即对校园进行了军事占领。
南开大学建筑被炸前后对比
这场劫难使南开大学损失惨重，教学楼、图书馆、教师住宅和学生宿舍大部毁于一旦，仪器设备破坏殆尽，珍贵的图书典籍和成套的外文期刊遭洗劫一空，重达13000余斤刻有《金刚经》全文的校钟亦被劫掠。据1943年9月25日《私立南开大学抗战期间损失报告清册》统计，学校损失的房屋、图书、仪器设备等财产物资，按1936年价值共计法币663万元（根据1936年5月的《中美白银协定》，法币与美元挂钩，100法币=30美元）。
南开被毁，国人愤怒，世界震惊。社会各界及海外正义人士给与南开大学巨大的支持。茅盾、郭沫若等56名左翼作家致电慰问张伯苓和南开师生。蔡元培、胡适等7人致电国际组织，报告日军暴行。
黄炎培发表《吊南开大学并急告教育当局》，义正调严地正告日寇无法毁灭“无形的南开大学所造成的万千青年的抗敌精神”。英美各大学教授联名遗责日军暴行。中外通讯社也纷纷报道南开被毁惨状，声讨日寇的野蛮行径。
南开大学被毁后，学校大部分地下党员、“民先”队员分赴各地参加抗日。麻务科、会计科二三人留守天津，借用法租界巴黎道青年会处理学校善后事宜。少数教师离开学校另谋出路，一部分教师随经济研究所和化工系迁往重庆，绝大多数师生辗转南迁，加入长沙临时大学，在战火和困境中，弦诵不绝，薪火相传。
西南联大——中国教育史一个里程碑
全面抗战爆发后，我国沿海地区的一批高校辗转内迁。其中，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奉命到长沙组建临时大学，继而再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这一时期，也是南开大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1937年10月25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11月1日，学校正式开课，共设文、理、工、法商4个学院，17个学系，学生人数总计1716人，教职工148人。学校行政体制实行常务委员会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任常委，总理全校重大事宜。
1938年1月中旬，教育部批准学校迁址云南。师生分路入滇，主要有两条路线，其中一条是湘黔滇旅行团路线，成员共计300余人，同行教师11人组成辅导团，南开大学教师有黄钰生和侯洛荀。黄钰生担任湘黔滇旅行团指导委员会主席。2月20日，湘黔滇旅行团慷慨辞别长沙，登上漫漫征程。师生们翻山越岭，晓行夜宿，终于在4月28日抵达昆明。这次行军历时68天，辗转湘、黔、滇三省，行程3000余里，完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壮举，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无畏精神和强大凝聚力。
西南联大校门
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开始上课。校训为“刚毅坚卓”；校徽为三色三角形；校歌是由罗庸作词、张清常谱曲的《满江红》。学校的最高行政领导机构是由三校校长及秘书主任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学校大政方针实行合议制，充分体现了集体领导与民主精神。联大设有校务会和教授会，还有许多聘请教授参加并由教授任主席的常设的或临时的专门委员会，体现教授治校原则。
西南联大的教师们严格自律，教书育人，在艰难困苦中坚持为国家、为民族培养雪耻复兴之才。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精神，实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西南联大继承和发扬了三校的学术民主精神，形成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的氛围。在教育和研究上，不同的学术流派、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同的治学传统都可以存在，异彩纷呈，并行不悖。联大汇聚了众多名师巨匠，开设课程之多，学术领域之广，教师阵容之强，科研成果之丰，在国内堪称首屈一指，在国际学术界赢得了很高声誉。
学生们在战火纷飞中坚持学习
在中华民族面临存亡绝续的危急时刻，西南联大师生于困厄中坚持学业，教学相长，于悲愤中养浩然之气，以柔弱的肩膀承载起时代与历史的使命，在风雨如晦的大时代，西南联大的存在，就是一种民族精神的标注，也推动了南开教育理念创新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