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和平 家国情怀
天津北方网讯：父亲高镜莹95岁离世，他的墓碑静静地伫立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已经二十多年了。在那座墓园里，他的墓碑简朴得有些各色，碑文上没有官职，也没有记录丰功伟绩，除了姓名生辰外，只有十二个大字深深地刻嵌在淡灰色碑石的背面：“业难及，德难仿，情难舍，恩难忘。”
父亲是水利专家，尽管业内曾有“南张(张含英)北高”的说法，尽管各方面的赞誉不绝于耳，尽管被他压在书柜底层的奖状证书一摞摞地做着见证，可我这个外行人还是难以把他的业绩说清道明。这也怪他，谁让我每每问及他做的工程，他总是“那有嘛”仨字儿就没了下文呢。
他的业绩我无能细数，但他生活中的一幕幕活剧，却是无论如何也淡忘不了的，一点点刺激，那些画面就会不停地在我脑海里翻滚，以至夜不能寐……
日伪时期他坚决辞掉公职，去到工商大学教书，为了躲避日伪政权的威逼利诱，我们全家也搬到了租界马场道附近的平房(今和平区马场道与云南路交口聚英大楼)。一日，舅舅来到我家，他当时竟穿了一身日伪制服，还牵着一条大狼狗，吓得我站到了桌子上，父亲见了气得踢翻凳子把他轰出门，嘴里还不停叨叨着：“狗食，狗食玩意儿！”
日本投降后，父亲回华北水利工程局任副局长。一天，看见他对一个来客大发脾气，原来那是个来送礼的包工头，不收礼还不行，父亲急了愣将他轰出了家门。后来听别人说，施工队最怕我爹验收啦，夸张地说：“他连砖缝中的水泥都抠出来看型号对不对！”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父亲受命去修建官厅水库，常年不回家。当我和母亲带着年饭，从天津去工地看望他时，他那一身窝窝囊囊的制服老棉裤、棉袄，和那顶更没型的棉帽子，真是让我忍俊不禁，哪像留过学的高知啊，一个地道的农村干部！水库落成后，毛主席去参观，他竟然在北京办事没赶回去！那珍贵的合影上没有他，我都遗憾死了，他却淡淡地一句“那怎么办”了结。等后来我升入中学懂事了，才听说他为了专心于技术工作，坚决辞去了官厅水库工程局局长的职务，只恪守着总工程师的职责。
1963年我大学毕业，申请去新疆，年过花甲的父母全力支持，母亲去学校替我说情，父亲在《人民日报》撰文倍加鼓励。我离京前很想和他多呆会儿，可那年正赶上发洪水，父亲日夜陪同总理视察灾情，无暇顾我，匆匆间他对我说过的两句话“你在我的暖翼下长不成”，“我不还没你这么大就离家留洋了嘛”，却令我日后体会至深。我在新疆13年，父亲的“每周一信”，从未间断，聊家常、谈国事、讲感悟，无所不谈，我将它们粘贴成册，每每翻阅倍感温暖，受益匪浅，可惜“文革”期间，不得不付之一炬……
父亲不善交际，在我的印象里，他除了上班，就是呆在家里看书，早晨扫地，饭后和我合作刷碗，晚上拿本书坐在我床上，数理化文全能辅导。当我钻进被他坐暖的被窝里，我们互道晚安，他关灯、离开。日复一日，一成不变。那时年少，享尽父爱不知晓，直到那年我从新疆回京生孩子，见父亲被劳改，一天，他回到家里，七十岁的他又是循规蹈矩地倒屎盆、刷奶瓶、半夜起来热奶，我突然大悟，眼泪夺眶而出，真是“生儿育女方知父母恩啊”！老爹笑着安慰我：“哭嘛，我在外面不还给别人刷厕所了吗，这算嘛，挺好。”我忍不住号啕起来……
父亲的婚姻是包办的，我姥爷、天津名流郭登翰毕业于哈佛，两家倒也算得上门当户对，可我母亲只有初小学历，还因有病不能生育，祖父曾数次令父亲纳妾生子，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我九个月大由姨母家过继过来，从未见父母红过脸。母亲1980年患半身不遂，1990年去世，为了夜间照顾方便，老爹竟然十年和衣而卧，不让任何人替代……就是这一幕幕，在我心中翻滚、升华，凝聚成了“业难及，德难仿，情难舍，恩难忘”12个字。
父亲的墓是简陋的，但他一生的言行却在我心中建起了一座丰碑！ (作者高蕴瑛专家 支持张绍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