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篇②
石一宁：文学当随时代新
广西新闻网-广西日报记者林雪娜
“对家乡的关注，犹如老家那座高山，年少时站在山的顶端眺望，年长时如山对游子的凝望，总忍不住让我回望……”
这段话，形象地表达了文艺评论家石一宁对家乡广西的情怀。
置身于民族文学的百花园地，身为《民族文学》杂志主编的他像一名辛勤的园丁，对家乡那片园林投以热切的关注。因而，在广西不少文学研讨会和作家作品评论上，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A
文学之路，源自故乡那座山
在上林生，在上林长。离开上林时，已是16岁的少年。
人之于故乡的记忆，也许是村头一棵老枫树，也许是门前一条小溪流。在石一宁眼里，则是村后那座高眼山――
高眼山，是石一宁老家最高的山。它与周围群峰连绵为大明山的一脉。客居京华数十载，每当乡思袭上心头，石一宁南飞的思绪便落到这座山头上。
年少时的高眼山，在石一宁的记忆里，树木繁多，鸟鸣啾啾。乡亲们依靠山中丰厚的蕴藏，送走一段段岁月……每当金银花开的时节，他便和小伙伴成群结队上山采摘。银黄或浅白的花儿填满一个个小竹篓，将采回的花瓣晒干后拿到集市上卖，得到的费用足够买一个学年的作业本。
高眼山，还深藏着石一宁童年的憧憬。
常年云雾缭绕的高眼山，很少有人登上过山顶。听说“到山顶可以望见南宁”，年幼的石一宁和小伙伴抵挡不住这份渴望――决定攀登顶峰！
石一宁记得，那是上世纪60年代一个夏日，他们头戴草帽，脚蹬凉鞋，在大人出工后溜出家门，从村后七弯八绕到了高眼山脚下，随着骄阳从山顶冒出，迅速迈开小腿，颇为勇猛地向上攀登。从羊肠小道登到山腰，突然没有了路。山坡又陡又滑，旁边是深不可测的山涧，越往上爬心里越发毛，好几次都想连滚带爬顺原路逃回山下。然而，想看到南宁的愿望实在太强烈了，壮了壮胆，他们最终气喘吁吁上到山顶！站在山顶齐腰高的茅草丛中踮起脚尖左顾右盼――除了山还是山，依然望不见南宁……
这一幕烙在石一宁年少的心里，成为对故乡最深切的回望。他把这份回望写进作品里，进而写到了上林与徐霞客的足迹，写到刘三姐，写到三月三……创作了许多有关家乡文化与八桂文脉的作品。
在石一宁的感悟里，故乡，是文学永恒的题材，是文学创作者的精神原乡。之所以永恒，是因为那里储存了太多的记忆。
石一宁认为，文学，从某种程度来说，是一种记忆。或者说，是对记忆的书写。对往事的回顾是一种记忆，对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记录，也是一种记忆。因为当你开始书写，所写的对象已变成历史的一部分。即便是对未来的想象，也是以记忆为基础的。
他说：“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任何记忆的储备，是难以有情怀的想象的。想象，也可以说是记忆的一种改写和加工。”
B
“广西的民族文学还要再民间化”
走上评论之路，似乎是冥冥之中注定的事。1978年，上林巷贤中学高一学生石一宁从报纸上看到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复刊的消息。于是，他尝试写了一篇“评论”投给《文艺报》。那是他平生第一次投稿。后来，他收到来自北京《文艺报》的回信，那是一封铅印的退稿信。他万万没有想到――8年之后，从中山大学毕业的他却成为《文艺报》的一员。
在以评论为主的《文艺报》编辑生涯中，石一宁所评述的多为现当代作家及文学现象，也特别关注广西文坛及作家作品，并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在尊重精神劳动的同时保持正义感，慎用话语权。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新时期文学初期，许多作家着力描写和表现民族传统文化和民间风俗。同一时期，广西文学界对“百越境界”的探索也形成一股潮流。然而，在改革开放中刚刚起步的新时期文学的语境，决定了作家们更多侧重于民间文化的鲜活经验和审美方式等层面，未曾达到对文化同一化和差异化问题的深入思考。
石一宁评价起1988年广西文坛一次文学大讨论。参与讨论的广西青年作家和评论家针对广西新时期文学对现实生活感受的迟钝和批判精神的阙如，以及游离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之外、沉迷于民间文学模式等病象进行深入剖析、把脉诊治。广西文坛朋友们那种意气风发、激情洋溢的锐气与智慧，让他深切感受到“广西文学创新发展的希望”。
“文学不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存在，而是一种语境化的精神生产。作家对生活的感知、对言说方式和艺术形式的选择，以及读者对文学的要求，都与时代语境密切相关。”1994年，石一宁撰文评论文学“新桂军”时提出，广西作家突破了多年来局限着广西文坛的民间文学单一创作模式，带着新的理论思维和创作实践“走向文学新天地”，在全国文学格局中自成景观。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推进，文学创作面对国际国内崭新语境，民族化又一次走到台前。在谈论到广西文学发展话题时，石一宁依然认为绕不过“全国视野”和“世界眼光”。在他看来，“全国视野”需要作家们密切关注当代文学的走向，始终站在当代文学发展的前沿，才能与中国当代文学保持同步。放眼世界，需要与世界共鸣的情感和精神信念，还要关注世界各国的文学发展状况，并注意探索其内在动因，“比如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特色文学，便是拉美本土的印加文化、玛雅文化和欧美现代主义文学观念与手法的结合”。
此外，“广西的民族文学还要再民间化”。石一宁强调，要把边缘地域作为一种创作优势，以一种独特视角从民族文化、当下生活中深挖民族精神内涵。“如果我们带着一种新认识和新发现去思考和创作，那么广西的民族文学就有可能对中国文学的多样性发展做出独特贡献”。
C
“一带一路”，民族文学发展的新机遇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2015年，身为《民族文学》主编的石一宁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刊文认为：“丝路文学必将是丝路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环。而丝路文学的复兴，将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在石一宁眼里，丝路文学交流不仅是丝路题材文学的交流，也是丝绸之路地域的文学交流，是从文学的维度对“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辐射和延伸，并为文学创作树起新的标高。
石一宁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正是放眼当今世界这两大主流而提出的。和平与发展，也是当今人类的追求、人性的渴望。开展和加强丝路文学交流，既是对“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积极回应，也是文学表现美好人性、追求人类共同价值的新的蹊径，这对文学繁荣和发展的促进作用，无疑是可以想见的。
审视当下民族文学创作，石一宁觉得，最突出的问题依然是题材的狭窄，写作的同质化、重复化、类型化，原创性的严重不足。“而丝路文学的创作，可以为民族文学创作一些焦点主题的深化提供路径。同时，也可以对当前民族文学创作的短板起到弥补作用”。
然而，民族文学如何接轨“一带一路”路径？石一宁以为，必须注重当代新的创造。所谓“新的创造”，是在中国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丝绸之路成为一条开放之路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既延续着远古丝路的汉唐气象，亦呈现21世纪的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应一扫无病呻吟、疲软困顿的颓靡之风，以深刻的思考、恢宏的气度和健康的审美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构成”。
“在表现民族文化和民族生活的同时，作家又要有超越性，要有宏大的视野、普遍的人类立场和价值观，要从民族文化和民族生活中发现和发掘深刻的人性。”石一宁举例，比如壮族作家作为一种文化身份，更主要的是以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来标识的。这种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是善良、开放和包容的，这便是一种民族特质。
“在民族国家时代，在一个外国读者的接受意识中，文学作品不仅仅是普遍人性的描写和探索，而且也切实反映并生动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形象。”石一宁由此认为，广西作家需要突破地域局限，打开新的视野，拓展新的境界。“要以我们的创作来表达我们与全人类相通的情感，表达我们对人类和平与发展、对建设和谐世界的追求与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