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之处
武将为文，必有妙观
――读盖龙云《烟雨任平生――品读苏东坡》
唐栋
罗浮山下四时春，
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
公元1096年，被北宋朝廷贬至广东惠阳的苏轼，在乐观旷达、随遇而安的心境中望着窗外满树红荔写下这首千古佳句时，怎么也不会想到900多年后同是在岭南这块热土上，他会与一个叫盖龙云的人相遇。
这是一种精神的邂逅。
这是一种心灵的感应。
这是一种文化的贯通。
盖龙云，国防大学军事学硕士，历任广西边防部队参谋、作训处长，后任驻桂某师参谋长、师长、副军长以及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联勤部长等职，少将军衔。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参加过南疆边境的重大军事行动，荣立战功……就是这样一位名副其实的武将，戎马生涯，文心为胆，在闲暇之余精读细耕有关苏轼的文章――六卷本《苏轼文集》、三卷本《苏轼年谱》、《苏轼诗集合注》（上、中、下）、《苏东坡传》以及《宋史》《中国军事通史》《宋代官制辞典》《元丰九域志》《中国历史地图集》等，浩浩千万言，漫漫十几秋，研究出了一个他所理解的苏轼。然后，他用拿枪的手将这些写了下来，汇成20多万字的《烟雨任平生――品读苏东坡》。
当我读罢这部编著之后，为之惊叹！不仅仅因为这些生花妙笔是出自于一位武将之手，更因为盖龙云以其独到的认知能力和敏锐的时代感悟，对苏轼文章给予了新的解读。正如他自己所说：“苏轼是家喻户晓的历史文化名人，但多年来人们熟悉的多是文学家的东坡和道家的东坡，而作为儒家的苏轼研究得似乎少了一些。因此我想侧重于儒学角度，结合苏轼的从政活动，选其部分文章做一探索性浅析。”
这一探索，难能可贵，值得称道。唐代诗人白居易曾鲜明地指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代表的是中国历代文人文以载道的使命感。“为时而著”，就是为时代书写；“为事而作”，就是关注社会、关切民生，不作无病呻吟之文。由于长期以来对苏轼文章的研究与推介偏重于他隐者、飘逸、超脱的一面，人们便自然而然地将他与东晋后期的陶渊明联系起来，甚至在他俩之间划上等号。诚然，苏轼与陶渊明的确存在诸多类似之处，二人都曾贬官遭遣，闲居于庙堂之外，有着归隐田园的相同生活境遇和心愿，也都写些悠然恬淡的田园诗文。但无论是所处的时代、文学成就乃至精神格局，都有一定差异。陶渊明在当时只是以闲居隐士、崇尚自然、安贫乐道而名，况且其文学成就尚未达到苏轼那样的高度。而苏轼之寄情于山水，只是他难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仕途上遭受挫折之时的无奈之举。所以，他虽身处逆境，寄情山水，却并未在那种赏月、耕种、饮酒、写诗的悠闲日子里磨损意志，他始终怀揣坚定信念，等待着有一天时机到来，再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不仅具有“为时而著”之心，也有“为时而著”之文。盖龙云编著的这部《烟雨任平生――品读苏东坡》，就是对于苏轼这部分文章所做的独到解析。
盖龙云在书中以苏轼一生的行迹为线，以其文章的写作时间为序，分为“英才初露”“造福一方”“任运旷达”“治国良臣”“仁泽岭南”5个部分，选取苏文38篇，在原文注释、背景提示、参考译文的基础上，逐篇剖析解读，行文深入浅出，旁征博引，纵横驰骋，观点新颖。比如对《黠鼠赋》的读解，人们一般只钦佩于苏文所洋溢的浓厚情趣和渗透的隽永哲理，而盖龙云则引发思考：一个当时年仅十一、二岁的少年，何以写出如此深厚的文章？于是他考证苏轼所处的社会背景、家庭环境以及成长经历，从中探寻少年苏轼之所以写出这等文章的缘由。这时就会发现，才华并非天生，而是得自于逆境、磨难、教养、忧思和勤奋。又如《晁错论》，苏轼总结西汉初年景帝时期的政治改革家晁错被杀的原因，一方面是削藩失败后皇帝受到七国叛乱造成的压力和政敌的中伤，另一方面是晁错自己意志松懈、经验不足，给了政敌陷害他的机会。苏轼借此叹惋，想为国家效力但难以施展抱负的抑郁之情跃然纸上。盖龙云在解读这篇文章时，透视到更深的层面，分析造成晁错被杀的主要原因，还是晁错缺乏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坚实素养。这个“素养”是什么呢？盖龙云认为就是苏轼在此文提出的“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的忧患意识，有了这种未雨绸缪、深谋远虑、警钟长鸣的忧患意识，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也好，才有可能逢凶化吉，立于不败之地。再如《上神宗皇帝书》，盖龙云在详尽阐释之后，将“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的倡导同当今中国社会联系起来，认为这与中国共产党所强调的人民至上的价值观、人民是真正英雄的唯物史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观是传统文化上的一脉相承，是政治理念上的息息相通，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同样，苏轼的《贾谊论》《墨宝堂记》《三槐堂铭》《论商鞅》《赤壁赋》《潮州韩文公庙碑》《答谢民师书》等名篇佳作，盖龙云均有深邃精到、视野开阔的论述，读来感悟良多，获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