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瑞耕生前和樊平教授就捐献遗体一事沟通。樊平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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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网络上接连出现志愿者捐献遗体或器官和组织的新闻，引发众多网友致敬。
2019年，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登记的河北人约为28000人，2020年底，这一数字已突破80000人。
这仅仅是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登记的数量，不包括通过电话和直接到各地红十字会机构登记捐献人体器官的志愿者。
捐献包含遗体、器官和组织（眼角膜、血液、造血干细胞等）三部分，其中捐献者的器官和组织被用于救助病人，捐献者的遗体被用作医学教学和科研，后者被医学工作者尊称为“大体老师”，又叫“无语良师”。
河北医科大学举行遗体和器官捐献者纪念活动。 马梦瑶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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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的大爱与无私
2020年上半年，全省完成遗体捐献52例，在河北省累计捐献遗体410多例中，这半年完成的捐献案例创了新高。
与之对应的是，登记签署捐献人体器官协议书的志愿者人数也在大幅攀升。
河北红十字会业务工作部部长牛志强介绍，根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数据，2019年，在这一网站登记的河北籍志愿者为28000多人，2020年底猛增至80000余人。而几年前，这一数字不过三百余人，用了1-2年时间才攀升过千。
捐献志愿者，可捐献遗体、器官和眼角膜的全部或部分。
相对捐献器官和眼角膜能治病救人逐渐被接受，遗体捐献的接受度相对要差一点。
根据相关办法，遗体捐献完成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自然人生前自愿表示在身故后，由其执行人捐献遗体的全部或者部分；另一种是生前没有表示不捐献意愿的自然人身故后，可由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配偶、成年子女、父母或监护人共同表示捐献意愿。
也因此，家人的支持成为遗体捐献的关键一环。
某省直单位的储靖农对此深有感触。
早在2012年，储靖农的父亲储瑞耕就提出去做公证，去世后捐献遗体。储瑞耕是河北日报高级编辑、“杨柳青”专栏主笔，曾获得中国新闻界最高奖“韬奋奖”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对这事儿，我比较看得开，我母亲也没什么意见。”储靖农回忆，父亲的想法曾遭到储靖农弟弟的反对，“我弟很传统，认为我爸这是在开玩笑。直到最后完成捐献，他更多的是为完成爸爸的心愿。”
樊平是储瑞耕生前签署捐献志愿书的对接人，他是河北医科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人体解剖学专业资深教授。
从樊平保留的微信记录可以看到，从签署捐献志愿书到最后完成捐献的8年中，储瑞耕即使到外地疗养，也多次和樊平沟通，希望能得到樊平帮助，完成捐献遗体的心愿。
樊平感慨，“过去，用于医学科研和教学的遗体时常处于短缺，也因此，像储先生这样的捐献者，我钦佩又尊重。”
遗体捐献的原则是自愿、无偿、和谐。因此，樊平认为，捐献者家属的配合很重要，即使捐献志愿者有强烈意愿，在志愿者去世后，家人若不同意，不告知，捐献也很难完成。
2020年6月22日，储瑞耕入院治疗后陷入昏迷，“那天中午，我赶到医院陪着父亲，我抓着他的手，轻轻跟他说，‘你放心，你的心愿我一定帮你完成。’”储靖农回忆，当天14时左右，医生通知家属要有心理准备，储靖农就及时与省红十字会联系捐献相关事宜，18时左右，储瑞耕因抢救无效去世，河北红十字会等相关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先后完成了眼角膜捐献和遗体捐献。
从事人体解剖学教学35年，每一位遗体捐献者的名字，樊平几乎都不曾忘记。
2016年12月，河北医科大学老校友郑家琳女士在北京去世，她将遗体捐献给母校。
“郑老1950年考入学校妇产科班，她生前明确表示，上学时母校缺少教学科研用遗体，去世后要将遗体捐献给母校让学弟学妹精进医术。”樊平说，他们专程开车去北京将郑老的遗体接回来，这次捐献，郑老的子女就是通过河北省红十字会联系到河北医科大学遗体捐献中心。
捐献遗体的志愿者来自不同行业，有工人，有老师，年龄段也不同，“在感谢捐献志愿者的同时，也很感谢他们的家属，是他们的大爱和无私，才有了推动医学进步的可能。”樊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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