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绍兴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俞流江收到一封信，信是从河南寄来的。
写信人是小陈，河南信阳人。
小陈在信里，点名表扬了柯桥派出所一位警号为140610的民警。
这事还要从上个月小陈到柯桥拍照说起。
小陈是名网店摄影师和设计师，因为“双十一”快到了，各个网店都摩拳擦掌做促销，小陈受柯桥一个窗帘店之邀，来柯桥拍活动新品。
哪里想到，他才到柯桥开工一天，转眼，相机不见了！
相机包落在共享单车上了
9月9日中午，小陈到了柯桥，马不停蹄开工，按原定计划，所有活动商品拍完，大约要五六天时间。
9月10日下午5点收工时，小陈已拍了20款左右的窗帘。
因为拍了一天，身上都脏兮兮的，小陈想去酒店换身衣服，再和网店的运营主管一起去吃饭。
两人从窗帘市场骑上“哈罗单车”，到了柯笛花园公交车站对面的酒店，车子停好，两人上了楼。
“我换好衣服，收拾东西，发现相机包没了！”小陈这才回想起，自己骑车时，是把相机包放在了车兜里，下车时忘拿了，“完了！”
小陈下车大概在傍晚5点20分左右，此时已经傍晚6点了，隔这么久，车子肯定被人骑走了！
果然，他忙不迭地下楼，那辆共享单车哪里还有影子！
小陈给服务热线打电话，对方回复说：你的车已经被人骑走了，现在又有人骑走了……
“对于一个摄影师来说，单反相机是我最重要的工作设备，里面还有当天给客户拍的照片”，小陈在感谢信里写道。
摄影包里，除了一台价值一万多的佳能6D单反，还有SD卡、更换镜头等。
小陈按平台提示操作了一番，但最后平台告知不能提供骑车人信息。
此时，已到了晚上9点多，他只好打110。
有个小伙在车边停了10多分钟
出警的是柯桥派出所民警崔宁。
“先看下监控再说”，派出所经常接到诸如丢失小猫小狗等的求助，他们已经有了很多经验，查监控是比较快捷的渠道。
监控一路追，查看到18:25分，在距离小陈酒店几百米的路边，有个小伙在自行车边停了会，过了12分钟后，18:37分，他扫码后，骑上了车，当时正好是下班高峰，车子消失在滚滚车流中……
“多个路口大家一起看，”，第二天，崔宁跟派出所领导汇报，所领导增派了警力看监控，大家一边算经过各个路口需要的时间，一边在车流中搜寻着那辆共享单车的身影。
他们发现：这辆单车最后在一家酒庄门口停下，小伙下了车，但这之后，小伙没了影子，而单车也紧接着被其他人骑走了，“车上的相机包不见了”。
派出所又派了便衣，去酒庄门口蹲守，看看小伙会不会再次出现。
与此同时，崔宁和共享单车平台联系，请平台帮助协查，平台回复说需要一些时间。
可小陈等不住了。
现在网店摄影都是精细化分工，小陈的拍摄品类是窗帘，业务范围主要集中在柯桥。
这与他曾经在柯桥生活过有关。
小陈大学学的是新闻，毕业后，应聘到柯桥一家网站做小编，后来去了广告公司学设计，加上以前学过摄影，就开始自己创业，做起了网店摄影和设计，这一做就有六七年了。
柯桥有个窗帘市场，是全国十大窗帘批发市场之一，里面的店家是小陈的主要顾客。
丢失的这台相机，是他的“吃饭家伙”，当初也是他省吃俭用买的。
虽然说现在网店摄影生意不错，但也是马不停蹄赶场子的活。
对小陈来说，等不起，一方面，他的小孩生病了，另外因为“双十一”活动，很多店铺需要做店铺设计，他得赶回去。
“我觉得肯定找不回来了”，9月13日，小陈灰心地回河南。
相机已经卖到义乌了，义乌又卖到上海了
9月18日，崔宁收到哈罗单车平台回复，骑走车的人可能是小伟，但他们不确定是不是他。
小伟，江西人，19岁。
崔宁先找小伟 “探口风”，电话里，小伟矢口否认，“我没拿，我下车时，它还在车篮里”。
崔宁又打算从外围突破。
他找到酒庄老板娘，把监控截图让她辨认，“这个人是我老公朋友，他经常来店里玩的”，老板娘说小伙好像这些天去义乌了。
崔宁这才告诉老板娘实情，让她回去跟她老公说，再让她老公去转告。
第二天，崔宁再跟小伟打电话，“你过来下，只要把相机拿回来，这件事我们也不追究。”
这回，小伟没有再狡辩。
隔了一天，小伟到柯桥派出所，承认自己拿了相机，“相机被我带到义乌了，卖了……” 小伟说拿了相机3天后，以4800元在义乌一个数码城卖了。
听他这么说，崔宁急了！
他赶紧和义乌的买家联系，义乌买家说，相机他们已经卖到上海了！“我们又得知，上海那边，也已经转手卖了几次了！”
以为是骗子不接民警电话
“你们不要卖了！”时间紧迫，崔宁打算去上海追相机。
如果相机再经过几手，可能最后流入到谁手上也不知道，而且因为对方是完全不知情，属于“善意第三人”，追回相机更加不容易了！
因为在法律上，善意第三人，是指该第三人不知道法律关系双方的真实情况，通常是指非法交易中，不知情的，已经办理了登记的权利人。无权处分他人动产或不动产的占有人，不法将动产或不动产转让给第三人以后，如果受让人在取得该动产或不动产时出于善意，就可以依法取得对该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权，受让人在取得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权以后，原所有人不得要求受让人返还财产，而只能请求转让人（占有人）赔偿损失。
崔宁想了个办法，“如果他们不愿意，加点钱，把相机赎回来！”
但小伟身上没钱，前面卖的4800元，还债的还债，花的花了。
小伟爸爸在义乌打工，他接到儿子电话，一听小伟说要钱，起了疑，“你做传销啊，传销做不得的！”
“我们是派出所的……”任凭崔宁怎么说，小伟爸爸根本不信，“骗人的！”把电话挂了。
崔宁再打，他也不接了。
相机从上海被召回
崔宁只好带着小伟一起去义乌，去见小伟爸爸。
“这个相机原价要1万多”，见到儿子，小伟爸爸听崔宁一番解释才弄明白：自己儿子摊上事了。
他们又一起去找义乌数码店老板，让他想办法把相机从上海召回。
刚开始，老板摇摇头说他没办法，“都卖了好几家了，怎么找得回来？”
“这个相机明显低于市场价，你怎么可以收呢？”崔宁一句话让老板顿时哑口无言。
接着，崔宁就提出“赎相机”，“去义乌路上，我想过，他们店之间肯定经常联系的，他们出面比我们出面一家家找要更快”。
“你想办法把相机留住，我们这边加点钱给你赎回来”，老板开价7000，崔宁和他几番讨价还价，最后，店老板同意小伟爸爸在4800元加价800元，赎回相机。
店老板答应去联系上海买家，让他们把相机寄过来。
9月28日，相机从上海寄到了崔宁手上。
以为找不回来了
“我本以为相机已经很大概率找不到了”，小陈在感谢信中写道，“派出所的同志联系我说相机找到了，当时我十分高兴。”
小陈说，回河南后，因为答应的拍摄任务没完成，过了几天，租了台相机到柯桥，一切从头来过，拍了三天才拍完。
接到崔宁电话时，他人已经回去了，“我一直说想好好谢谢他，想问他名字，他就是不说。”
相机后来是小陈托姨妈帮助去领的，面对小陈姨妈的追问，崔宁也一直没告诉自己名字，“他就不肯说，只跟我，你们记警号也一样的”。
小陈被感动着，“他这么为人民服务，我要感谢他，就想把这件事告诉他的领导”，他在网上查到地址给绍兴公安局长写信，来收件的快递员问他电话这栏怎么空着，他说：“我不知道电话，但我这封是感谢信”。
“我收到不少这样的感谢信”，绍兴市公安局局长俞流江办公桌上经常出现来自五湖四海的感谢信。
去年以来，绍兴警方把 “群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作为评判警务工作的根本标准，根据百姓所需所盼，尽派出所所能，零距离服务百姓。这种“枫桥警务模式”在全国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创建中，得到公安部的高度肯定。
今年，接到锦旗、表扬信来表扬绍兴各派出所的总数上升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