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培松在田间劳作（资料照片）。
看着学生和稻子，就会很安心
胡培松带领学生们做实验（资料照片）。
记者：浙江有着悠久的水稻种植历史，又正好是籼粳混栽区，作为浙江桐庐人，您从事水稻育种工作，是不是与这样的成长背景有关系？
胡培松：我来自桐庐农村，从小学起就要下地干活。我的母亲非常勤劳，1.5米不到的个头，却能将农活家务操持得井井有条，依靠在山间种植番薯，保证了家里的口粮。小时候这些与粮食、土地相关的经历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选择农业方向，更多的是巧合。上世纪80年代初，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时，因为偏科太严重落榜了。复读一年后，刚刚过线。
说来也巧，报考大学那一年，正好在电视上看到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获得国内首个特等发明奖，很受鼓舞，懵懵懂懂中就报考了浙江农业大学种子专业。
记者：您与农业的缘分确实不浅。那后来又是如何一步步走进水稻育种这个领域的呢？
胡培松：这要感谢我求学生涯中遇到的几位引路恩师。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读研期间，我进入中国水稻研究所新创建的遗传组，这个研究小组有“水稻所黄埔军校”之称，先后产生了多位院士和所长。在这里，我遇到了我的两位恩师——当时水稻所所长熊振民和副所长闵绍楷，他们教会我科学研究的精神，将我领入水稻育种的研究道路。
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所工作，又遇到了另一位恩师黄发松。那时候年纪轻，很多水稻育种知识还不懂，都是黄发松老师手把手教出来的。
水稻育种这一行，靠的是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很多成果的诞生往往是继承发扬老一辈水稻人的成果。比如我们获国家奖的香米品种和中国第一个优质早稻品种的育成等，都是基于黄发松老师以往的一些研究成果而来。他是我育种的“引路人”。
还有我的两位博士生导师翟虎渠教授和万建民院士，都是中国作物界的前辈，无论是科研还是做人、做事，都给予了我很多指导。
记者：从这些老一辈水稻人身上，您学到了什么？
胡培松：我总结出了3个口头禅。一是做研究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现在社会上诱惑太多了，科研人员要静下心来做研究；二是要懂得取舍，我作为水稻所所长，在科研与行政之间做到平衡并不容易，要做科研，就要在管理上学会放权，学会有取有舍；三是在团队中“能吃亏就是便宜”。老师们教了我这些道理，我现在也在将这些道理教给团队中的年轻人。
水稻生产事关国家口粮绝对安全。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水稻研究单位，中国水稻研究所建所30多年来，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成果。在全体水稻人的努力下，2019年我国水稻亩产达到471公斤，为稻谷总产连续9年稳定在2亿吨以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记者：在很多人印象中，从事水稻育种工作是一份“接地气”又很辛苦的科研工作， 风吹日晒、长途奔波是常事。在这么多年工作中，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细节呢？
胡培松：我一直觉得，做农业科研需要有点情怀。像双季早稻选种季节，就是一年中最苦最累的时候。七八月的高温，早上6点起床就到地里，干两个小时活上来吃个早饭，已经全身湿透，换好衣服又下地去了，等再上来的时候，刚才的湿衣服已经被电风扇吹干了，又可以重新穿上……一天下来要换上三四套衣服。但最终研究成果出来时，看到磨米机里磨出来的亮晶晶的米粒，想到农民的粮食能因此卖个好价钱，我还是很开心的，感觉一切都值得。
过去我喜欢住在所里，早上一起来就要到田里去看一圈，再去食堂吃早饭；如今住到杭州城区，早上一到办公室，也还是习惯性地先下田去看看。
从事水稻育种工作久了之后，一天看不到稻子心里都会有失落感；看着学生，看着稻子，才会安心。
我的目标
是让大家吃得好
记者：您的团队研究的是怎么让水稻有更高的品质，让老百姓吃得好、吃得安全的问题。您如何看待水稻品种的品质研究与高产研究？
胡培松：高产和品质并没有轻重之分，只是在研究上的侧重点不同而已。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主食的选择越来越多元化、个性化，对稻米食用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过去，为了解决粮食安全问题，高产一直是我国水稻育种的首要目标；如今，兼顾高产与品质，已成为育种的新常态和新要求。
记者：目前我国在优质稻研发方面，处于怎样一种状态呢？
胡培松：虽然“优质”也曾多次被置于水稻育种攻关的核心位置，但只要产量和面积一下滑，“高产”便往往重新占据主导。30年中，优质稻前后历经“三起三落”。
1985年，稻米品质问题引起有关部门关注；次年，水稻育种攻关确定将“优质”作为首要目标。农业部还专门颁布《优质食用稻米》等相关行业标准。然而不久，国内水稻生产受此影响，产量有所下滑，首次“高峰”匆匆收场。1992年，国务院提出走“高产、优质、高效”的农业发展道路，优质稻迎来二度春。但第二年，国内稻谷面积和产量急剧减少，这个“春天”又短暂地结束了。
从1994年到1997年，当强调高产后，水稻产量逐渐回升，随着1998年推行的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优质稻迎来了第三次高峰。在这样波折的背景下，我们在育种攻关时也逐渐兼顾优质与高产，这样才能牢牢把握粮食安全问题。
记者：现在在育种领域，是否还存在困难？
胡培松：优质稻品种研发任重道远。现在农村的生产方式较过去有了很大改变，随着土地集约化管理的推行，很多农村的土地都实行流转制，承包给种粮大户，多数大户土地承包面积均在千亩左右。与过去小农式经营方式不同的是，大户们的水稻种植不再仅仅满足于个体家庭的口粮需求，而更多地需要从产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为了降低成本，在品质较优的常规品种和品质稍劣的杂交稻新品种之间，大户们往往倾向于价格便宜的前者。这给种业发展带来了一定冲击，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记者：对于未来，您有哪些打算？
胡培松：水稻育种研究是一项需要持之以恒的工作。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会将研究重心继续放在“吃得好”“吃得安全”这一问题上。像香味基因的发掘、培育重金属低积累品种等都是我考虑的范畴。
在稻米安全方面，部分农田灌溉区重金属污染严重，其中镉是最主要污染物，如何突出水稻籽粒镉低积累特征，成为育种的重要方向之一。目前我们已经培育出了包括“中嘉早17”在内的一些镉低积累品种。
此外，针对诸如肾脏病、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特殊群体，随着育种技术的不断突破，未来我们的饭桌上有望涌现出极具个性化的，并带有保健、辅助疗效功能的水稻新品种。
最是情怀动人心
在与胡培松院士一两个小时的对话中，我们听到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故事，黄发松、姚海根等老一辈水稻人的名字也频频被提及。他们身上有着一些“巧合”似的共同特质——
这种特质是俯首田间数十载，万里挑一选良种的专注与刻苦；更是深深的农业情怀。
这情怀是稻香里科学家的诗意。“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去年年中采访姚海根时，他说此一句是他很喜欢的诗；胡培松的办公室里也挂着“退步原来是向前”的“插秧诗”。正是因为热爱，才使得他们在辛勤科研之余，生出这许多对文字的兴味来。
这情怀更是为着国人“吃得饱”“吃得好”而生的信念。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为让浙江人乃至全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手里，一代又一代水稻育种专家，费尽心力在这“二分田”上做的文章，恐非常人所能想象。粒米皆琳琅，正是科学家对信念的坚守，我们才能在每日的餐桌上，端起满满一碗晶莹剔透的大米饭。
归程中，车子穿过一大片南方水田，回想着方才听过的一段段有关水稻育种的故事，我忽而感到，眼前这片冬日的土地上，正酝酿着无限的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