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1月9日讯程康（化名）这一天的日程，在深夜11点多结束。虽然是躺了4个小时，但他依然觉得疲惫。他拉下衣袖，盖住胳膊上鼓起的包，背起黑色双肩包，打起精神，往外走。
这个时候的他，就像一位正常的上班族，结束一天漫长的工作。
和他一起鱼贯而出的，多数都是些年轻的面孔。
“我们下班了。”有人打趣。
夜幕沉沉，整个城市都安静了。程康开车飞驰在寂静的街道上，有些庆幸：又平安度过了一天。
程康是一位血液透析者：患尿毒症的他白天去工作，晚上来血透，每周三次。
这样的生活，36岁的他坚持了6年，身边极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位病人。“我的目标是，坚持20年。”
带有悲愁色彩的深夜血透室，对很多患者来说，却像是一个生命的支点。
就像程康，流过泪后，转眼又眼带笑意，“好歹我还活着，对吧。我还有梦想，而且也有机会实现。”
晚上来的多是年轻患者
6号楼B区5楼。这里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血液透析室。每天血透排班是三个时段：上午、下午、晚上。选择在晚上7点半到11点半这个时段来做血透的，大多是像程康这样的年轻患者。最高峰时，这里每晚有100多位血透患者，其中三分之一在50岁以下。
每逢周一三五晚上7点，程康会准时赶来。他总是背着一个双肩包，里面装着下载了很多电子书的电脑。透析的4个小时，他不是看书，就是听书。30岁的柳明（化名）差不多和程康同时赶到。“上机后，我就看手机打发时间。”也有年纪偏大的患者，躺下来，倒头就睡。
每位血透病人的身上都插着两根管子，从动脉端引出血液，进入透析器，去除血液中的有害物质后，从静脉端回流到体内。他们把这个过程称为：上机。
知乎上曾有人问：血透是什么感觉？一个被高赞的回答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受，甚至可以说，每周三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是最轻松最舒服的时候。除了上机时，动静脉各扎一针的刺痛。
这个回答，程康觉得很贴切。
他们已经走过至暗的路
血透当天，程康会在傍晚6点30左右，先到医院门口的拉面店吃一碗牛肉面，加一个饼，共19元。这是他一天中最隆重的一餐。
“一日三餐只要40元，我可能是生活成本控制得最低的那群人吧。”他有些得意地笑了，“一举两得，我们本来就要控制饮食。”含钾高的食物不能吃，水不能多喝，绿叶蔬菜吃之前要特殊处理……每位血透病人对此都烂熟于心。
柳明在一家公司做行政，没人知道他的病情。“找工作时不会说，不然怎么找得到？”下午6点前要能下班、不需要加班、不需要出差、应酬要少。找到现在这份工作，他花了近两年。“偶有同事聚会，酒绝对不喝，饮料拗不过，就抿一下。 ”
然而出差并不能完全避免，好在多是省内当天来回。有一次实在推不掉，他出去两天，少做了一次透析。“只能几乎不吃东西，不喝水。但第二天晚上还是浮肿了，晕乎乎的，觉得自己从头肿到脚。”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冒险。
程康觉得自己很幸运：他经营一个摊位，时间自由。他的电脑桌面上是世界各地风景照，那是他的“诗和远方”。“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出门旅游。”血透后，他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建德。
朋友们曾想带程康去青海玩，花了两周的时间去联系当地可以做血透的医院。但最后，他还是放弃了。“风险太大，我怕万一出意外……”
类似的牵制几乎隐匿在生活的每一处。但无论是程康还是柳明却都觉得，“其实也不算事儿”。
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已经走过至暗的路。
一切因为尿毒症戛然而止
程康24岁时被确诊为慢性肾功能衰竭，终末期，也就是俗称的尿毒症。
那一年，程康的人生已经起步：父母带着他在广东一座小城打拼10多年，刚买了新房；他承包了一辆出租车，准备跑车；女朋友开始和他谈婚论嫁。
一切戛然而止。
一家人辗转到北方寻医，2007年，幸运的程康等到肾源，做了换肾手术。然而换肾后遭遇肺部感染，50%的死亡率，他又逃过一劫。
这其中有多曲折？时隔十多年，程康再说起，眼圈依旧泛红：房子卖了、积蓄没了、女朋友分手了……
2008年，生活困顿的一家人来杭州谋生。“有亲戚说，这边机会多。”程康的父母开了一家小吃店，生意尚可，却兜不住他的药费。“移植后要吃排异药，没有医保，一个月需要3000多元。我必须出去挣钱。”
因为药物反应，他一条腿股骨头坏死，走路一瘸一拐。思来想去，他决定去开出租车。他玩命一样挣钱：每天夜班开车10多个小时，周末不休，过年不停。
换肾后的他，本不能透支身体。“我没能力考虑以后的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幸运的是没多久，出了一项政策：杭州给出租车司机上医保。“每个月药费一下子减少到七八百，简直是救了我的命。”
2014年，他放弃开出租车，在一个市场里租下一个摊位，自己做生意。那一年，例行检查时，他肌酐飙升到250多，几近翻倍。这意味着，移植后的肾脏再出问题。看到这个结果时，他反而很平静，“这一天，终于来了。”
程康当时就去医院，在手臂上做了血透要用的内瘘。如今，他的手臂上有三处鼓起的包。因为透析久了，内瘘会肿胀、堵塞。
柳明和程康有类似的经历：他在19岁那年确诊尿毒症，同一年，妈妈为他捐出了自己的一个肾。然而两年后，这颗肾就出问题了。“那时排异药太贵，没钱持续吃。我也太年轻，不懂事，没爱惜好身体。”
刚开始做血透时，柳明感觉生不如死。“做完回去，浑身乏力，昏昏沉沉，要躺一天才能缓过来。我有过轻生念头，想着以后每天都这样，怎么熬得下去？”
最终，他熬了过来。
习惯了这样良性循环的生活
9年过去了，柳明已经适应了这样的生活节奏：白天上班、晚上血透，一周三次，风雨无阻。
这6年，程康的生活也极其规律，三点一线：摊位、家、医院。
在血透室做了10多年护士的孙护士说，这几年，这样的患者越来越多，“他们白天去工作，回归社会，看不出是病人。不像早几年，得了尿毒症，就只能待在家休息。”
有些患者索性对周围的人说，自己就在浙一上班：工作轻松，一周只用去三次。
这么多年来，一切都安稳、有序，只有今年的疫情，曾让程康和柳明慌乱。“形势最严峻的时候，有过恐惧：血透停了怎么办？想来想去，都没有第二种办法。”让他们庆幸的是，疫情控制得很好，血透室也一天没停过。
做了9年血透的柳明想过换肾。深夜血透室内，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大多都在排队、期待。谁不想有一颗健康的肾呢？但是柳明的期待又很克制。第一次换肾，柳明花费了30万元左右，虽然说在浙大一院换肾的费用会便宜一些，但再来一次，很难。
“换不了也没关系，我还能透析。想想看嘛，我总好过那些生命只剩下一两个月的人。”没有去排队等候肾源的柳明，这么宽慰自己。
程康则在去年做了一个决断：退款、放弃排队。为此他思想摇摆了近两个月。这是他排队的第五个年头，本来很有希望等到一个合适的肾源。
在杭州的这几年，程康攒下了一点积蓄，因为他吃苦又节俭：他总能熟练找到各种打折券，点外卖也选择优惠最大那家；他从不开车去上班，因为市场停车费一天要20元；他做透析时，会先花半小时回家取车，再开车到医院，因为透析结束时，公交车已收班，打车需要50多元……
他本想用这些钱再做一次换肾手术，但去年的系列意外打乱了计划。“我生意出了差错，损失了一些钱，我爸又突然中风，半身不遂。”
程康的父母年近70岁，“我要考虑他们的养老。若拿钱去换肾，意味着要把之前的路再走一遍：手术后要休养一年，摊位就要停掉，没有经济来源。手术也不是百分之百安全，如果出现并发症，还要再经历生死劫。”程康打算维持血透现状，“现在技术挺先进，维持得好，也有透析二三十年的。”
最重要的是，如今的生活，程康觉得循环很良性：既能挣钱，又能管好身体，一切都在可控之中。得知他的想法后，妈妈把退款押金单藏了起来。但还是没能拗过儿子。
他有清晰的小目标和大目标
程康说，自己的这个决定一点都不悲情，“因为我有目标。”
他在杭州申请到了一套30平方米的公租房，不用支付过高的房租；摊位的生意，今年没有受到疫情影响，反而比去年有起色；2年前，他开始读书，学习金融理财知识，至今已读了100多本书，还在股市里小赚了一笔。
“我一直对理财有兴趣，以前不知道怎么学习。后来加入一个读书会，真的觉得读书、学习有用。”
他把空闲的时间，几乎全都花在了读书上，常常在晚上沉浸其间，一看就是三四个小时。
“我有一个小目标，在杭州买一套房子，和爸妈住在一起。你不知道，这么多年，我妈为了我，吃了多少苦。她做生意，可以全年无休，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甚至更少……第一次换肾，有亲戚劝她放弃：说会人财两空。她说，就算钱打水漂，也要给我治……”程康的眼泪流了下来，他抬抬头，“这个小目标，也许，很快就能实现。”
“我还有个大目标，赚够500万。有了这笔钱，我也可以安心换肾了。”程康红着眼睛，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