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8月12日電 據中新社報道，“就是這一批先行者，他們有膽量，有見識，願意嘗試，把珠三角到全中國發展起來。”與中新社記者談及改革開放初期自己教授的內地“學生們”時，曾任四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香港經濟學會顧問、原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副教授劉佩瓊滿是欣慰與敬佩。
劉佩瓊家中的書櫃上，滿滿放置著幾十座獎杯，見證著她從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開始，誨人不倦地為內地政府干部、高校教員、企業管理人員授課培訓的經歷。
當時的中國內地初啟開放大門，在資金、技術、人才和管理經驗上非常匱乏，一大批香港的專業人士及學者為此在兩地之間奔走，不遺餘力地作出貢獻。這其中，就有劉佩瓊的身影。
上世紀70年代從美國留學返回香港後，劉佩瓊一直關注和研究國家的發展進程。在意識到市場經濟知識是中國發展成功的重要因素後，她主動請纓去暨南大學給師生搞培訓。
1981年暑假，劉佩瓊自費帶著自己翻譯的經濟學講義去到暨南大學，“當時沒有電腦也沒有複印機，祗能手寫講義，再用很原始的方法蠟紙油印，拿上去講課。”
暨大方面安排劉佩瓊住在學院的專家樓。劉佩瓊笑稱，這是經濟學院第一次有境外專家來授課，學院也不知道怎麼做。所謂專家樓，其實祗住著她一個人。沒有自來水，要自己從樓下用水桶提上樓。
1983年，暨大計劃開設金融系，學校並不乏五十年代以前留美歸國的優秀學者，但劉佩瓊認為，“他們講到研究的時候，用的東西太舊了。”她把自己在美國麻省理工大學進修投資學的最新資料編譯成中文帶去暨大。當時，美國的金融衍生品市場蓬勃發展，許多概念尚無中文翻譯，例如現在的期權，她當時將其翻譯成“期券”，為師生帶去前沿概念。
同樣受惠于劉佩瓊專業意見的，還有當時正蓄勢待發的深圳特區。1982年，深圳市政府邀請時為土地測量專家、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梁振英以及劉佩瓊等一批香港各界專家，去給深圳的官員講課。
劉佩瓊仍記得當時的情景：早上天還沒亮就出家門，搭第一班車去旺角火車站，再趕第一班火車，7點鐘左右到羅湖。當時的羅湖關口樹立著一幅巨型的鄧小平畫像，中共深圳市委官員在畫像下面等候，用車接她去上課。培訓班在深圳新園招待所上課，課程從早上9時到下午5時結束，她再經羅湖口岸回到香港的家中。
1989年，在霍英東的建議下，當時的番禺政府組織一班骨干到劉佩瓊所在的香港理工學院參加長達數月的經濟管理培訓班。培訓班一直持續到上世紀90年代中，每年一班。
此後，劉佩瓊與同事們的調研與授課足跡遍佈珠三角地區。除授課外，劉佩瓊還負責統籌培訓班，組織其他老師授課。課程設計面面俱到，涵蓋了經濟學、房地產、法律、會計等等。
“雖然我們講的東西並非全都能够切合實際使用，但是改革開放的進程這麼快，內地吸納了這些新觀念，是很有意義的。”劉佩瓊笑言，當時老師們的普通話不够好，或者課程內容太抽象，也有學員聽不懂。她收集這些意見後，連夜找老師調整授課內容，慢慢調整適應。
40年來，據劉佩瓊粗略估算，經其培訓過的干部人次數以萬計。她說，自己仍記得上世紀70年代第一次從香港“北上”時，走過羅湖橋到深圳地界上的情景。在羅湖舊城區到邊境線之間的，是一片一望無際的黃土，沒有任何建築。1982年，深圳加速發展，用“深圳速度”蓋起的國貿大廈3年就完工落成。她形容，幾乎每一次到羅湖，都是完全不同的嶄新景象。
“改革開放40年來，我一邊工作，一邊觀察內地社會的變化，能看到全民都興致勃勃、生氣盎然地向前走，這種氣氛很令人感動。我是非常幸運的，能够體會到這種精神。”
她說，從當時各方面基礎落後，到達到今天這個規模，中國人真的很聰明。“這是一個追尋中國特色發展道路的過程”，劉佩瓊說，“我們能够立足于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歷史和自己的刻苦努力，才能有今天的成就。”中新社記者 陳逸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