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出版的第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该文是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8月24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决定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设立这样的机构。
在谈到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决定成立这一委员会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一系列问题、举出实例，并点出问题的要害。
关于党的领导和法治关系问题，我反复讲过。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既是加强党的领导的应有之义，也是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为什么我国能保持长期稳定，没有乱？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
全面依法治国决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领导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依规治党深入党心，依法治国才能深入民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制定和修订了140多部中央党内法规，出台了一批标志性、关键性、基础性的法规制度，有规可依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下一步的重点是执规必严，使党内法规真正落地。
绝大多数落马官员忏悔时都说自己不懂党纪国法。为什么党内这么多高级干部走上犯罪的道路？根本原因在于理想信念动摇了，但对党纪国法没有敬畏之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法治为引领。在发展和法治关系上，一些地方还存在“发展要上、法治要让”的误区。去年(2017年)，党中央处理了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一批党政干部受到处分。《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历经3次修正，部分规定始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不一致，立法上“放水”，执法上“放弃”，才导致了祁连山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的结果。这样的教训必须深刻汲取。
一些黑恶势力长期进行聚众滋事、垄断经营、敲诈勒索、开设赌场等违法活动，老百姓敢怒不敢言。黑恶势力怎么就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从小到大发展起来？我看背后就存在执法者听之任之不作为的情况，一些地方执法部门甚至同黑恶势力沆瀣一气，充当保护伞。执法部门代表的是人民利益，决不能成为家族势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近年来，司法机关依法纠正了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念斌案等一批冤假错案，受到广大群众好评。造成冤案的原因很多，其中有司法人员缺乏基本的司法良知和责任担当的问题，更深层次的则是司法职权配置和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没有真正形成。
最近发生的长春长生疫苗造假案，背后的原因也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把法律法规当儿戏。
中国走向世界，以负责任大国参与国际事务，必须善于运用法治。在对外斗争中，我们要拿起法律武器，占领法治制高点，敢于向破坏者、搅局者说不。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从我国古代看，凡属盛世都是法制相对健全的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主张“以法而治”，偏在雍州的秦国践而行之，商鞅“立木建信”，强调“法必明、令必行”，使秦国迅速跻身强国之列，最终促成了秦始皇统一六国。汉高祖刘邦同关中百姓“约法三章”，为其一统天下发挥了重要作用。汉武帝时形成的汉律60篇，两汉沿用近400年。唐太宗以奉法为治国之重，一部《贞观律》成就了“贞观之治”；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唐律疏议》，为大唐盛世奠定了法律基石。
从世界历史看，国家强盛往往同法治相伴而生。3000多年前，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即位后，统一全国法令，制定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汉谟拉比法典》，并将法典条文刻于石柱，由此推动古巴比伦王国进入上古两河流域的全盛时代。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说，罗马帝国3次征服世界，第一次靠武力，第二次靠宗教，第三次靠法律，武力因罗马帝国灭亡而消亡，宗教随民众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了影响，惟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持久的征服。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走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决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决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
“改革与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要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