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风险是城市治理者的责任
年轻做工时，曾跟着青年突击队去救火，亲身感受熊熊火势。后在南大教书，居于锁金村，大雨过后，只因建筑垃圾拥塞了河道，眼见着河水上涨，灌满房间，一片狼藉……
但即使有过这些经历，《水下巴黎》还是让我惊愕。该书副标题是《光明之城如何经历1910年大洪水》，书中“放映”了一部“灾难大片”。“巴黎是当时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城市，数十年来，前来巴黎参观旅游的人们无不惊叹于她的壮美，在这座城市里流连忘返。如今，在这些危难的日子里，这座灯光之城从来没有显得如此黯淡过。”我想，这种美丽与黯淡、日常与危机之间的强烈对比，应当正是该书抢眼处。
另一抢眼处则是“洪水”对西方的特殊意涵，它会使人想起上帝发动的那场世界洪水，想起那艘诺亚方舟。中国自古也不乏洪水，但面对滔天洪峰，中国诞生了“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的大禹，和精巧地设计了都江堰工程的李冰。
对于人类而言，水利工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有“亲水而居”的需要，即使这样要冒遭遇洪水的危险。除了灌溉或运输的需要，应该还有人类与生俱来的、审美直觉上的要求。
关于这点，本书作者遗憾地指出，尽管水文观测站的贝尔格朗，“非常清楚塞纳河洪水的威力，了解塞纳河洪水到来之前的迹象，所以建议抬升塞纳河从东边流入巴黎以及从下游流出巴黎的堤岸高度，来应对季节性的洪峰，防止洪水像过去那样溢决堤岸”，但可惜的是，纵然治水的工程师也“的确抬高了堤岸，但是从来没有达到贝尔格朗所建议的高度。如果真要那样做，就会挡住塞纳河的风景以及两岸上矗立的精美建筑。最终，审美上的需求战胜了工程上的建议，巴黎在洪水面前也因此变得脆弱。”
巴黎人不肯抬高河岸，还有一个原因是出于对巴黎下水道的自信：仰仗巴黎强大的排水系统，巴黎人便忘掉了洪水的威胁。“进入20世纪，巴黎市民认为，即使塞纳河的水位上涨得再高，巴黎的地下排水系统也能将洪水排出去。他们还信任水文观测服务站的工作人员，认为他们会及时提供警报。”然后，这种对人类力量的过于自信，其本身就反映了人心的虚妄与麻木，而人自身也恰在这种虚妄与麻木中，变得脆弱和不堪一击。如我之前在一篇影评中指出的那样，“在我们身后的真实历史文本中，真正构成泰坦尼克号悲剧之核心冲突的，只能是这种曾经不可一世的‘技术神话’，以及这群曾经贸然以身相许的脆弱生灵。从而，这出悲剧之最具启示性的要点，也正在于它以惨痛的音调警醒着后人：在这个一味声称‘知识就是力量’的技术社会中，现代人恐怕是太迷信自身的创化魔力、太把主体当成万物主宰了！”
“1910年1月的洪水，来势之大之猛，让每一个人都感到震惊和措手不及，对水文观测服务局的人来说，情形尤其如此。”一方面是人心早已麻木了，另一方面又是各种偶因凑到了一起：“造成塞纳河洪水泛滥的源头大部分都离巴黎很远。约讷河将河水注入塞纳河，它的源头位于法国中部的莫尔旺地区，在中央高原山脉的边缘。与巴黎一样，莫尔旺地区也经历了不同寻常的暖冬，使降雪变成了降雨，或降下来的雪在地面上融化，流进了约讷河。约讷河流域的北部也是淫雨霏霏，导致往已经涨满的河道里排进了更多的雨水。天气不时寒冷，造成河水结冰，使得河水冲向下游的全部威力没有一下子爆发出来，这可能是塞纳河的水位一开始在巴黎升高缓慢的原因。后来，温暖的天气解冻了约讷河的河水，将更大的径流送往下游。不过，仅仅是约讷河的洪水还不会造成悲剧。大莫兰河与小莫兰河是马恩河的支流，也都涨满了水。当马恩河的大水最终也灌入到塞纳河的时候，巴黎真正的危机到来了。”
危机不止于此。“老鼠的皮毛上沾着水和泥巴，从它们被淹的地下洞穴里爬出来，到处寻找食物或干地方。老鼠代表着污秽和疾病，随着老鼠在洪水泛滥期间和洪水退去后更加频繁地出入巴黎，有些巴黎市民开始公开谈论可能的疾病爆发，特别是由于水质受到污染，有可能爆发可怕的伤寒。”
面对空前灾祸，人类只有孤注一掷地、甚至是盲目地与之搏斗，过程中不乏温暖人心之处。“巴黎地区的每一个人都精疲力竭，不过，多数人依旧在相互救助，挽救着他们的城市，但是社会组织结构几近开始瓦解。经过一周的水中生活，所有人能做的就是屏住呼吸，耐心等待。”“可以称得上奇迹的是，洪涝期间巴黎没有一个人饿死，在一个有着450万人口的洪涝灾区，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成就。每个人都有口饭吃，这使得巴黎人不论境遇多么艰苦，都能够砥砺前行。同时，这也使政府建立了信心，有能力在危机面前保护自己的城市。”
正因如此，一部“灾难大片”依然留给了我们一个“光明的尾巴”：“在抗洪救灾的黑暗一周里，我们看到，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人体现出真正的高尚品质，这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当时更是连做梦都没有想到，大洪水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可贵品质在未来的岁月里再一次露出峥嵘。1914年，我们看到历经磨难的巴黎人民表现出勇敢、坚韧、毫不松懈和众志成城的品质，对于这些品质，我们一点也不陌生。”
但我却要对这个“光明的尾巴”提一个醒：如果人们总是“把丧事办成喜事”，再惨痛的教训，也很容易被遗忘。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鼠疫》的结尾，权且当做这篇书评的结尾：“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心中却沉思着：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因为这些兴高采烈的人群所看不到的东西，他却一目了然。他知道，人们能够在书中看到这些话：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毯、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或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
我想，这份时刻的警惕，就是城市治理者们的责任。
（刘东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