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同志啊？那可能挺费劲，有点危险。”第一次上海陀山的时候，延庆当地带队向导看了看唯一的女同志张曼，有点担心。因为这里相对危险，连驴友都很少涉足。
张曼笑了笑，像以往上山一样，带着六七个人的队伍就出发了。这一走，开始了6年上百次的攀越海陀山征途。
第一次登上海陀山，是2014年。当时，张曼还是北京市气象探测中心综合保障科的科长。这个科室，负责北京市气象装备的规划、建设、保障和应急保障服务。
海拔2000多米的海陀山本是一个国家森林自然保护区，没有任何气象监测站点。但北京市要申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海陀山作为赛区，建设4个气象监测站点是必备条件。
登了一次海陀山，张曼和同事们才知道，原来这座山不是普通的山，任务也跟以往的山区任务大不一样。
“一片荒山，还特别陡峭，树林又茂密，没有开阔的空间，山里既没有电也没有手机信号。”一句话概括就是，海陀山并不具备建立气象观测站的条件。
虽然只要求建立4个站点，但张曼一行人还是把整座海陀山都走了一遍，寻找合适的点位。
有些设备需要加热，但没有供电，就只能用太阳能，这就需要考虑光照条件；没有平整的开阔区域，就没法用水泥固定，就只能专门定制，还要方便安装、方便迁址；山里没有信号，不具备数据传输条件，又得考虑卫星或者其他手段。
困难重重。最眼前的困难，是没有上山的路。人上去都困难，又重又大的设备怎么办？
延庆区气象局想了个办法，他们开始走村串户，挨家挨户借骡子！
建站的点位选在山的南边，但团队决定从更险峻的北边上山。“没办法，顾不上这些了，北边路虽然险但时间快，只能翻山过去。”
山里经常下午4点多就天黑了，所以每次上山，团队们一大早就出发。骡子的主人牵着骡子走在前面，仪器就绑在骡子身上，但一些精密的、怕摔的仪器，张曼和同事们只能自己背着。
为了拼速度，张曼决定用流水线的方式来建站。骡子放下设备继续向前，下一批到达的队员就专门负责建，建完接着奔赴下一个站点，再由另一批队员负责调试设备。一个点位接一个点位，循环往复。
有一天，骡子驮着设备走到最后一个山头时，看着脚下险峻的山路，直接“罢工”不干了，拽都拽不动。
可设备还得送上去，张曼和同事们只能靠自己扛了，“骡子不愿意跑了，人还得坚持，硬着头皮也得上。”
冬季的海陀山，白天气温零下二三十摄氏度是常有的事儿。穿着抓绒衫、薄羽绒服加厚羽绒服，衣角都会被冻成冰，可队员们里面的抓绒衫和薄羽绒服早已被汗水浸湿。干活的时候，经常不能戴手套，手被冻得又肿又麻；调试的时候，笔记本电脑被冻得开不了机，不管是谁，拿着就得往怀里揣，焐热了赶紧开机调试。
刚开始上山，大家还背着面包和水，可把面包拿出来一咬，牙差点崩掉，想喝一口水，发现早已冻成了冰坨。有时候实在受不了，他们就舔一舔冰坨，好歹也算补充了点水分。后来大家有了经验，冬季上山不带吃的，早饭的时候玩命吃，吃饱再出发。
温度低，风还大，山上平均风力八九级，刮在脸上如刀割。可张曼他们顾不上这些，只想着赶紧干完。“早期的时候我们几乎没有一张抬头的照片，全都是裹得严严实实埋头苦干。”
一天，山里下雪了，天黑得特别早。弄完设备后，下午4点多张曼带着大伙儿赶紧往山下走。第一梯队、第三梯队陆续抵达，可迟迟没等来第二梯队的常晨和其他三个同事。
山里的天已经暗如深夜，连路都很难看得清，张曼只能揪着一颗心焦急地等待着。
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张曼的手机突然响起，一看是常晨打来的，她赶紧接通。电话那头传来了熟悉的声音：“听到你的声音真好！”刹那间，张曼热泪盈眶。
原来，天太黑，常晨和同事们走错了一个岔口，找不到平时下山的路。好在常晨辨认星星的位置，摸索到了另一条路，他们沿着一条泄洪的沟，屁股一边坐着，脚一边往下探路，一步步挪了下来。等走到山里唯一一个有点信号的大平台处，常晨第一时间拨通了电话给张曼报平安。张曼见到他们的时候，四个人的衣服和裤脚都被划得一条一条的。
“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太不容易了。第一天上山，大部分人都没问题，到了第二天，感觉也还行，如果第三天还要上，那就是真正考验体能和意志品质的时候了。”张曼说。
2017年那一段时间，张曼常常连续三四天上山。
北京申奥成功后，站点的整体建设陆续完成，可就在这时，张曼接到通知：迁站！当时17套监测站点已经全部建完，可由于设计需求和实施情况，自动气象站需要配合迁建。
迁站，比建站更难，要考虑如何拆，还得想着怎么运，相当于全部重来一遍。骡子也没法用了，因为有些站就在40度的陡坡上，人站在上面都往下出溜。
那会儿正值夏季，本来想着夏天比冬天好，至少不挨冻，但事实证明张曼想简单了。夏季的海陀山上，没有任何遮挡，烈日直晒，脸、脖子、胳膊全部被晒得通红脱皮。山上的长草，把他们身上划得一道一道的。
冬季被风吹，夏季被暴晒，长期下来，张曼落下了病根。每次一上山，脸就成片成片地红肿，又痒又疼。看了很久的医生也不见好。“只要不上山，给我90天时间就能治好。”医生劝她。
不上山，是不可能的，从张曼接到这个任务开始至今的6年里，她和团队成员隔三差五就得上山，在延庆一待就是好几天，家都回不了。
这么多年上了多少次海陀山，张曼没有细数过，队员说100次肯定是有了，只多不少。尤其到了冬季，就得不断地去调试设备。
2018年，张曼担任北京市气象探测中心的副主任，可还是每次都带着队伍上山。“不是说一定得具体干多少活，去了帮忙组织协调，做好管理，安全把人带上去，再安全带回来，就算完成了任务。”张曼说。
这个冬季，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正式举办前的最后一次实战演练机会，张曼和同事们每周有一半的时间在海陀山，不断地调试设备，完善供电、通讯备份机制。“这些设备就是预报员的‘眼睛’，设备调试好了，预报员才能获得更准确的数据，预报得更准，更好地为冬奥会服务。”
“女同志啊？那可能挺费劲，有点危险。”第一次上海陀山的时候，延庆当地带队向导看了看唯一的女同志张曼，有点担心。因为这里相对危险，连驴友都很少涉足。
张曼笑了笑，像以往上山一样，带着六七个人的队伍就出发了。这一走，开始了6年上百次的攀越海陀山征途。
第一次登上海陀山，是2014年。当时，张曼还是北京市气象探测中心综合保障科的科长。这个科室，负责北京市气象装备的规划、建设、保障和应急保障服务。
海拔2000多米的海陀山本是一个国家森林自然保护区，没有任何气象监测站点。但北京市要申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海陀山作为赛区，建设4个气象监测站点是必备条件。
登了一次海陀山，张曼和同事们才知道，原来这座山不是普通的山，任务也跟以往的山区任务大不一样。
“一片荒山，还特别陡峭，树林又茂密，没有开阔的空间，山里既没有电也没有手机信号。”一句话概括就是，海陀山并不具备建立气象观测站的条件。
虽然只要求建立4个站点，但张曼一行人还是把整座海陀山都走了一遍，寻找合适的点位。
有些设备需要加热，但没有供电，就只能用太阳能，这就需要考虑光照条件；没有平整的开阔区域，就没法用水泥固定，就只能专门定制，还要方便安装、方便迁址；山里没有信号，不具备数据传输条件，又得考虑卫星或者其他手段。
困难重重。最眼前的困难，是没有上山的路。人上去都困难，又重又大的设备怎么办？
延庆区气象局想了个办法，他们开始走村串户，挨家挨户借骡子！
建站的点位选在山的南边，但团队决定从更险峻的北边上山。“没办法，顾不上这些了，北边路虽然险但时间快，只能翻山过去。”
山里经常下午4点多就天黑了，所以每次上山，团队们一大早就出发。骡子的主人牵着骡子走在前面，仪器就绑在骡子身上，但一些精密的、怕摔的仪器，张曼和同事们只能自己背着。
为了拼速度，张曼决定用流水线的方式来建站。骡子放下设备继续向前，下一批到达的队员就专门负责建，建完接着奔赴下一个站点，再由另一批队员负责调试设备。一个点位接一个点位，循环往复。
有一天，骡子驮着设备走到最后一个山头时，看着脚下险峻的山路，直接“罢工”不干了，拽都拽不动。
可设备还得送上去，张曼和同事们只能靠自己扛了，“骡子不愿意跑了，人还得坚持，硬着头皮也得上。”
冬季的海陀山，白天气温零下二三十摄氏度是常有的事儿。穿着抓绒衫、薄羽绒服加厚羽绒服，衣角都会被冻成冰，可队员们里面的抓绒衫和薄羽绒服早已被汗水浸湿。干活的时候，经常不能戴手套，手被冻得又肿又麻；调试的时候，笔记本电脑被冻得开不了机，不管是谁，拿着就得往怀里揣，焐热了赶紧开机调试。
刚开始上山，大家还背着面包和水，可把面包拿出来一咬，牙差点崩掉，想喝一口水，发现早已冻成了冰坨。有时候实在受不了，他们就舔一舔冰坨，好歹也算补充了点水分。后来大家有了经验，冬季上山不带吃的，早饭的时候玩命吃，吃饱再出发。
温度低，风还大，山上平均风力八九级，刮在脸上如刀割。可张曼他们顾不上这些，只想着赶紧干完。“早期的时候我们几乎没有一张抬头的照片，全都是裹得严严实实埋头苦干。”
一天，山里下雪了，天黑得特别早。弄完设备后，下午4点多张曼带着大伙儿赶紧往山下走。第一梯队、第三梯队陆续抵达，可迟迟没等来第二梯队的常晨和其他三个同事。
山里的天已经暗如深夜，连路都很难看得清，张曼只能揪着一颗心焦急地等待着。
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张曼的手机突然响起，一看是常晨打来的，她赶紧接通。电话那头传来了熟悉的声音：“听到你的声音真好！”刹那间，张曼热泪盈眶。
原来，天太黑，常晨和同事们走错了一个岔口，找不到平时下山的路。好在常晨辨认星星的位置，摸索到了另一条路，他们沿着一条泄洪的沟，屁股一边坐着，脚一边往下探路，一步步挪了下来。等走到山里唯一一个有点信号的大平台处，常晨第一时间拨通了电话给张曼报平安。张曼见到他们的时候，四个人的衣服和裤脚都被划得一条一条的。
“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太不容易了。第一天上山，大部分人都没问题，到了第二天，感觉也还行，如果第三天还要上，那就是真正考验体能和意志品质的时候了。”张曼说。
2017年那一段时间，张曼常常连续三四天上山。
北京申奥成功后，站点的整体建设陆续完成，可就在这时，张曼接到通知：迁站！当时17套监测站点已经全部建完，可由于设计需求和实施情况，自动气象站需要配合迁建。
迁站，比建站更难，要考虑如何拆，还得想着怎么运，相当于全部重来一遍。骡子也没法用了，因为有些站就在40度的陡坡上，人站在上面都往下出溜。
那会儿正值夏季，本来想着夏天比冬天好，至少不挨冻，但事实证明张曼想简单了。夏季的海陀山上，没有任何遮挡，烈日直晒，脸、脖子、胳膊全部被晒得通红脱皮。山上的长草，把他们身上划得一道一道的。
冬季被风吹，夏季被暴晒，长期下来，张曼落下了病根。每次一上山，脸就成片成片地红肿，又痒又疼。看了很久的医生也不见好。“只要不上山，给我90天时间就能治好。”医生劝她。
不上山，是不可能的，从张曼接到这个任务开始至今的6年里，她和团队成员隔三差五就得上山，在延庆一待就是好几天，家都回不了。
这么多年上了多少次海陀山，张曼没有细数过，队员说100次肯定是有了，只多不少。尤其到了冬季，就得不断地去调试设备。
2018年，张曼担任北京市气象探测中心的副主任，可还是每次都带着队伍上山。“不是说一定得具体干多少活，去了帮忙组织协调，做好管理，安全把人带上去，再安全带回来，就算完成了任务。”张曼说。
这个冬季，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正式举办前的最后一次实战演练机会，张曼和同事们每周有一半的时间在海陀山，不断地调试设备，完善供电、通讯备份机制。“这些设备就是预报员的‘眼睛’，设备调试好了，预报员才能获得更准确的数据，预报得更准，更好地为冬奥会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