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潘天寿与学生摄于杭州景云村寓所。
浙江在线5月2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刘慧）5月2日下午，北京，阳光灿烂。“潘天寿诞辰120周年纪念大展”开幕式后，众多艺术家、评论家相聚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潘天寿与文化自信：纪念潘天寿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潘天寿之子潘公凯的现场演讲，让人们感受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生动有趣、外表冷静、内心火热的民族翰骨。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范景中等，则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潘天寿的艺术人生与文化价值。
美术教育 两峰挺立与传统出新
“中国有个潘天寿。”每当说起二十世纪的中国绘画，人们总是这样满怀钦佩。西湖周边，有形的高峰不多，但无形的文艺高峰却不少，潘天寿就是其中闪亮的一座。
潘天寿出生于1897年。
1910年，潘天寿告别七年私塾，进入宁海县城正学高等小学读书。1915年，潘天寿考入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西方现代科学知识和启蒙思想，与中国传统人格教育的流风余泽相结合，对潘天寿世界观的确立和后来艺术道路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
五四时期波及全国的学生救亡运动和文化启蒙，也深深影响了潘天寿。时代趋势、国家命运、民族前途这些超我意识，像许许多多热血青年一样，成为他心灵中挥之不去的精神担待。
潘天寿曾言：“我这一辈子，是个教书匠，画画只是副业。”足见他对自身的定位和对美术教育事业的看重。1928年，潘天寿被聘为国立艺术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中国画主任教授，自此一生都未曾远离这所高等学府。他将人生中的半个世纪都奉献给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事业。
“他是现代中国画教学的奠基人，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和教育家，他以艺术家的眼光和深切的创作体验来对待艺术教学，把传统人文教育思想的精髓与现代教育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研讨会上，中国美术学院范景中教授感言。
1961年，潘天寿给学生上课。
1958年，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改名浙江美院并恢复中国画系后，潘天寿以院长与学术权威的双重身份，在中国美术院校中率先进行中国画分科教学，倡导传统文化素养和诗书画印“四全”，强调抓牢中国画技法教学，促进了中国画教学向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他十分重视培养学生诗书画印各方面的综合素养，认为‘画画的人，不能局限于画画一面，对诗文、书法、画论、画史等方面的学识必须很好研究。学识要博，见闻要广’。他主张中国画专业应把诗词、书法、篆刻等列为正式课程。而关于学生的‘人格教育’，更是其一生艺术教育思想的结晶，是其典范人格和民族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范景中说。
相比因袭模仿、萎靡低迷的清代绘画而言，20世纪的中国画无论在“传统出新”还是“融合中西”方面，都有重大突破，而这种突破与中国美术高等院校的诞生、发展密不可分。作为中国第一个国画系的创办者之一，潘天寿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遍布海峡两岸甚至世界各地，学术思想代代相传，教学传承井井有序。
中西距离 当代文化视野启示录
当下，我们该如何看待文化史中的潘天寿？
中国美协副主席、潘天寿之子潘公凯娓娓谈起自己心中陌生而熟悉、亲切而动人的父亲。“在中国向现代转型的20世纪，父亲站在中西古今的矛盾冲突和变革的十字路口，思考着如何把传统中国画重新接续并使其能够走向未来。他是能够用宏观思维能力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文化人，这也是如今我们纪念潘天寿的用意所在。”
艺术评论家卢辅圣认为：对潘天寿而言，由西方启蒙思想与中国儒学道统结合形成的“教育救国”思想，已成为其终生不渝的价值支撑和人生目标。它使得潘天寿具备了双重文化身份——中国画教授兼中国画家，具备了浓重的人格化底色。“画事须有高尚之品德，宏远之抱负，超越之见识，厚重渊博之学问，广阔深入之生活，然后能登峰造极。”
如果说明清数百年来始终不乏融合南北宗的尝试，那么，到了潘天寿手里，不但泯灭了南宗与北宗、文人画与画工画的界限，而且出奇制胜地建构起传统艺术面向现代社会的有效通道。
在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看来，20世纪是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潘天寿始终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对中西两大文化体系进行理性分析和思考，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的主张，睿智地选择了从中国画内部发展民族绘画艺术的道路，坚定地把握了中国画和中国美术教育向现代化发展的前进方向。
不同民族有各自的发展道路，东西两大体系的绘画各有自己的成就，是欧亚两大高峰，这就是潘天寿提出的著名的“两峰论”。
“在西风东渐，中国传统艺术遭受严重质疑的关键时刻，他总是以艺术史家的宏博视野和高度，以实践家的非凡勇气和自信，固守中国画教学的独立性。他是现代中国画教育体系的奠基者，他的一生都在为中国画争取世界地位，他将民族文化的人文精神融入到艺术创作中，将传统人文教育思想的精髓与现代中国画相结合，直至今天都对我们艺术界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潘公凯说。
文化自信 国家图式与民族气象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学术研讨会主持人范迪安提出：20世纪，由于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带来巨大影响，中国画这样一种非常传统的画种，如何适应这个时代的变革、如何进行现代转型，成为一个非常困难也是非常深刻的文化问题。实际上，潘天寿一生都在思考和解决这个问题，一生都在为中国画的生存和发展而奋斗。他对于民族文化民族艺术的坚定自信在文艺界有目共睹。
1965年，潘天寿在画室作画。
那么，引人深思的问题是：在20世纪西学东渐的大环境中，潘天寿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之下，为什么还能坚信中国民族文化的世界性价值？他的文化自信是从哪儿来的？
潘公凯说，根据自己在长期生活中的了解，认为有两个重要的来源：一是潘天寿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切理解与热爱。潘天寿自幼读私塾，国学是他的根底。“四书五经”对他来说不仅是知识，而且是道德准则，是毕生实践的人生理想。潘天寿对于中国绘画、中国诗词、中国书法、中国书画史论的研究贯穿了他的一生。所以，他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理解和热爱是深切的、是融化在血液中的。有长期的研究，才有深切的理解，才有由衷的热爱，才真懂其中的文化价值，才能对民族文化有真正的自信。
二是潘天寿对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有长时期深切的考察与判断。20世纪的中国文化人，面临着既要革故鼎新、救亡图强，又要学习先进，实现现代转型的双重任务。这就要求必须要有面向世界的全局眼光与胸怀。潘天寿19岁时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五四”运动在南方的重镇，校长经亨颐和教员李叔同、刘大白、鲁迅等人，将西方的哲学、文学、自然科学传授给学生，使学生能够客观全面地认识中国、认识世界。
正是这样的知识结构，使潘天寿能够在十几年的艺术生涯中深入研究比较中西两大艺术体系之间的共性与差异，结合美术学院十几年教学经验，从而提出“两大高峰”的论断和“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的明确主张。
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高士明直言：潘天寿的文化视野，来源于他对中国传统的深切理解，也来源于他对中西方文化的比较视野。在当今世界走向全球化和多元文化格局的趋势中，潘老先生立足于中国民族文化的世界眼光，足以彰显中国的文化视野。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说，潘天寿对民族艺术的坚定自信和执着坚守，是激励广大文艺工作者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高度信心的经典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