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虞万里（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近二三十年来，围绕儒家经典的经义、义理、语文学和历史学，已有相当丰硕的成果，但仍然任重道远。以经学研究中的“二重证据法”为例。二重证据法的实践可以追溯到孔安国利用孔壁古文对读伏生今文以定《古文尚书》文本。二千年来，有识之士不断在利用这种方法考订史实，束皙和刘知几运用汲冢竹书，颜之推征信秦权碑刻，欧阳修互证金石，董逌、赵明诚考订石经，都在不断利用这种方法和拓展其范围。直到一个世纪前，清华大学国学院的王国维悠游于甲骨卜辞、敦煌残卷、西北简牍、洛阳石经等诸多新材料之中，才将这种方法形诸文字，成为一种理论，继又得到陈寅恪的强化，成为近一百年来的学术灵魂。就经学而言，王国维在提出二重证据法理论之前就对三体石经和熹平石经做了深入的研究，石经是与经学最为密切的出土文献，它不仅标示出汉魏唐宋各朝的标准字体，更蕴含着丰富的今古文经文本异同的信息。就出土简帛而论，最关注新材料的王国维先生，因为面对的只有少量的流沙坠简，所以只能据金文字形论《诗》《书》中的成语，而现在不仅有郭店简、上博简的儒家经典，更有清华简、安大简和武威汉简中真真切切的《书》《诗》《礼》篇章，秦汉经典文本的样貌越来越丰富。如何沉下心来，在传世文本和石经残石、简牍残篇中去复原秦汉文本原貌，去寻找失落的汉魏经学脉络，是我们当前经学研究和出土文献研究的重要使命。
看清汉魏经学面貌，当然离不开清代考据学。清代考据成果浩如烟海，《四库》仅收268种，《存目》所存308种，五种《四库》系列丛书所收清人经部著作1897种，与正续《清经解》等去重，总数不过在2000种左右。这只是清人经部著作的五分之一左右。但即使这五分之一的经部考据之作，我们在经典研究、简牍考证时能够查阅多少，利用多少，总结多少？举例而言，近一二十年研究清代三家诗者不乏其人，而大多针对王先谦等名人著作，其实清代究心三家诗者有六七十家之多，若以为研究五家、十家就可以写出清代三家诗研究之史，无疑是不全面的。就笔者所知，当下不少自诩为发现与发明的经典含义、简牍新义，其实清人早已写入著作，传之后世，只是被我们打入冷宫或束之高阁而已。所以当务之急，是尽可能分期分批或分类地将相关的经学著作作提要、编年，或分类汇编，或编列观点，这样实有利于经学专题研究。
要复原秦汉经典文本，探寻汉魏经学脉络，仅靠传世文本和出土残文还远远不够。张揖《广雅》汇集了很多汉魏六朝经师亡佚的经注，王念孙发现这些经注在一定程度上较传世的传注更能得经典旨意。所以，汉魏六朝经注义疏的辑佚工作值得重视。经注辑佚，清儒做过很多整理，但多寡异同随处可见。这不仅牵涉到注疏引文起讫的认定，更有古人引证的随意和书籍版本的不同。在大部分古籍善本公布，且古籍电子化普及的当今，重新辑佚、校核、整理清人辑佚成果，既可揭示六朝经学面貌之一角，也有利于看到与前人不同的两汉经学与经学史。
新材料、新技术不能取代经学旧传统。清华大学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仪礼〉复原与当代日常礼仪重建研究》运用了最先进的多媒体技术，不仅大型而逼真的古礼仪式得以复原再现，与之相关的《仪礼》研究论文、论著也接踵产生，而其根本仍在于对《仪礼注疏》及其他古注的研读。古礼仪式能否成功复原，取决于《仪礼》仪节研究的正确与否，两者互相依存，互相促进。而要求得《仪礼》仪节的正确，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印证出土文献，总结、依凭汉魏六朝注疏和清代考据成果。应该说，清华大学经学研究院的成立，不仅为古礼复原和《仪礼》研究提供了更大的保障，也为研究出土简牍中的经典文本，梳理汉魏六朝传注义疏和总结清代考据成果搭建了新的舞台。
《光明日报》（ 2018年12月01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