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家和（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编者按
国内第一家以经学为名的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于近日成立。20余位学者在随即进行的“经学研究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就经学的历史意义、当代价值与未来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本刊摘要发表部分学者发言，以飨读者。
唐代李鼎祚撰《周易集解》 资料图片
何为“经”？《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有：“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杜预注：“经者，道之常。”“经”乃常道，同时又有“体国经野”之“经”，“经世致用”之“经”。“常道”如何“经世致用”？“经”是既有常又有变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说古者经学“学凡六变”，每个时代均有其弊。为什么经学会有弊？司马迁所讲“承弊通变”，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历久不变。中国的“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好像是不变的，但“人之行也”本身就是不断变化的。
这正是中国经学与西方思维的不同所在。西方哲学重理性。所谓理性，英文中译为“reason”，最纯粹的则是“pure reason”，即康德所讲的“纯粹理性”。纯粹理性是永恒不变的，它表现在所有的概念都必须定义。西方人的理性始于古希腊时期，古希腊追求永恒的逻辑理性；基督教讲究从神学到理性，然而这却不是真正的理性，反而变成了理性批判的对象；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早期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晚期如卢梭等人，均视传统为大敌，认为凡传统即不合理，他们不把传统看作历史的，认为当代的即合理的，提倡必须用理性来克服传统。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曾说，现代化最基本的就是理性化。那么，为什么会有后现代主义？福柯（Michel Foucault）说：现代主义理性是吃人的。后现代主义便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性。
不同于西方理性主义的定义，《论语》中孔子多次讲“仁”，但没有一处给出明确的定义。樊迟两次问仁，孔子先回答：“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其后樊迟又问，孔子回答：“爱人。”（《论语·颜渊》）即把他人当作像自己一样的人来爱。孟子所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不正如此吗？子贡问仁，孔子回答：“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颜渊也问仁，孔子则答：“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孔子提出，人只有能够使自己成为自己，才算真正的仁。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弟子的回答并不是唯一的、定义性的，而是根据不同情况而定的。这就是孔子的“因材施教”。这就是中国经学传统中蕴含的、不同于西方的理性。
传统一词何解？我们可在英文中找到它的对应词：“tradition（s）”。Tradition这一形式表示不可数名词，代表一般的概念性抽象名词，可释为传承之过程，或传承之流。Traditions这一形式则表示可数名词，代表具体的事物，可释为世代流传的具体风俗、习惯、信仰、制度、思想等。它是就传承之物本身而言的，即我们所说的传统。任何一种文化都离不开tradition和traditions。一个具体历史阶段的具体风俗，具体信仰，具体的制度，具体的器物、服饰……都具有其自身的相对稳定性，既保持其自身某种本质特点相对不变，又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不断量变。传承之流中具体的传承之物均有其起点与终点。人类的历史正是在上一个终点与下一个起点的勾连中不断向前。传承与创新本就是一个统一的运动过程。任何一个文明传承的过程，也就是其创新的过程；在其不断创新中，传承方得以实现。中国经学的发展也正如此。
中国经学是历史的理性。传统并非理性的敌人。中国经学的每个具体传统都有历史必然性，有流有变。“仁”与“礼”是中国经学的核心。“仁者，人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实际建立在“仁”上。“礼”讲究有区别又和谐起来，就不至于导致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gtington）所说的文明冲突，也有助于克服现在美国盛行的单边主义。“仁”建立在“礼”的基础上，“仁”必须要依靠“礼”来实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当今世界的文明冲突，从来不是中国本身的文明冲突。中国文化向来开放，在保持自身传统的同时善于容纳外来文化。这是中国经学对世界的贡献。
《光明日报》（ 2018年12月01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