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特约评论员 欧阳晨雨
在网络的助力下，去年11月初发生的“日本留学生江歌遇害事件”，正加速发酵。特别是当知名网络视频栏目《局面》记录了江歌母亲与刘鑫见面后，对后者的道德谴责，正铺天盖地而来。
正如江歌母亲哭诉的那样，“你有什么可怕的，为什么不敢见我”，相信观看这一视频的很多人都会深有感触，对刘鑫“鸵鸟式”的所作所为表示不可理解。
的确，按照中国人的心态，作为遇害者的闺蜜，即便对方不是直接因为自己而死，于情于理，也似乎应当在事发后的第一时间，向遭遇变故的好友母亲致以慰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案发300天后，在制片人王志安的积极促成下，才有了两者的“历史性”会见。
究竟是为什么，让相见变得如此之难？或许，对于风口浪尖上煎熬的刘鑫来说，是一种人性上的懦弱和胆怯，抑或是一种心理上的“大恩如仇”，但是，从法律上分析，这种刑事案件中被害人近亲属与重要证人之间的私下会见，很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后果。
以我国《刑事诉讼法》为例，第41条，“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就是说，与证人接触要么是律师的职务行为，类似于警方的调查行为，要么是经过司法机关许可以及被害人方面同意的行为。
但是，这仅限于辩护律师。如果是被害人或者亲属，这种证据收集，则会因为利益的相关性，很大可能导致证据效力的削弱，甚至是归入无效。毕竟，对于切身利益受到侵害的个体，寻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乃至正常不过的心态，在这种情形下收集的证词，如果被庭审认可，成为合法证据，很可能影响案件审理的公正性。
事实上，受害者或其近亲属与证人的见面，在很多国家会被认为是串供。在司法实务中，一般不会建议受害人或者其亲属私下去见证人，以免有瓜田李下之嫌，影响到证人做证。
也许，有人会说，在这起异国凶杀案中，只是江歌母亲和刘鑫的公开相见，并不涉及相关证据的收集，也就没有什么关系，影响不到法庭的审理。
问题是，刘鑫是这起案件中，最为重要的第一证人，而且是目前所知的了解前因后果的唯一证人，且没有监控摄像头画面“辅证”。作为证人，刘鑫除了要在日本警方的询问中，提供证人证言，还要在下个月的日本法庭审理中，作为证人出庭。
诚然，对于江歌母亲，很想知道，在那个痛失爱女的深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想要找到那个在场的唯一证人，打听事实的究竟，这种寻求精神慰藉的心情不难理解。但是，客观而言，两人相见后，刘鑫作为证人的“力量”，可能有所削弱。鹬蚌相争，得利的是“渔人”。这是除了凶手之外，谁也不愿见到的结果。
事实上，日本司法程序严格限制死刑，仅对犯有多重命案的罪犯执行死刑。更何况，死刑在判决后，有漫长的上诉程序要完成，多数法务大臣因为政治主张或其他个人的原因，普遍不愿意充当“刽子手”，拒签执行令，导致实际执行案例极少。
如果犯罪嫌疑人陈某的辩护律师抓住两人相见大做文章，指出作为被害人母亲的江秋莲，为了达到给女儿报仇的目的，对刘鑫施加了不正当的影响，所以刘鑫对陈某的不利证言，都应当归入无效。一旦她的证词被驳回，案件结果可能有利于凶手一方。
不要忘记，刘鑫在案发后，表现出来的对“见面”的强烈抗拒，电话不接，短信不回，微信不理，偶尔回复一句，“江歌死了我也很难过，请你不要再找我了”，“你再骚扰我，我死都不会出庭作证的！”对于证人的明确拒绝，即便是作为被害人，也是不应当强行见面的，否则就可能成为妨害作证的行为。
虽然，江歌母亲是出于悲痛，才采取“激将法”，但这种强行所为，亦有行走在法律的边缘之嫌。
一个24岁的女孩，恰是风华正茂的年岁，人生有无数种美妙的可能。突然间遭遇不测，我们不仅同情逝去的生命和青春，也同情留在世上、徒留悲伤的江歌母亲。但是，为公正审判、寻求正义计，目前还是不相见为好。刘鑫不是凶手，真正的凶手还需要刘鑫的证词来被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