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歌案定于今日在东京地方法院公开审理。江歌的母亲江秋莲10日说，她对审判结果没有预期。“我做我该做的，其他交给法院。”
文丨特约评论员 沈彬
江歌案经过了三个星期的间隔期之后，将于12月11日再次进入沸点时间。关于江歌案的真相将在庭审过程中被揭晓，为死者报仇的正义程序正式开始。
经过这三个星期的间隔期之后，相信很多人从之前的冲动之中有所冷静，从对个别自媒体的煽情中慢慢缓过神来。江歌案最大的问题在于：真相越稀缺，感情越炽烈，愤怒越强烈。
在中国当下的自媒体环境之下，个别自媒体为收割流量，迎合、挑唆公众的怒火，罔顾事实，任意拼接情节，在舆论场中塑造了刘鑫这么一个刻薄寡恩、见死不救的形象。其中很多细节已经被证伪，包括用以证明事发之后刘鑫没心没肺聚餐取乐的照片，其实是为江歌生前与刘鑫的聚会。
但是，真相是什么？本案在舆论场中的核心事实，是江歌是否为刘鑫“挡刀”；本案法庭中的核心事实是，陈世峰为何杀人？是否具有携带凶器蓄谋杀人等主观恶意？这一切只能在法庭上被揭示。
应该认识到，本案在日本的法治语境之下一起“普通杀人案”，并没有被赋予过多的道德争议。案件真相之作为真相，有其特殊的独立价值，而不在于附和、迎合大家的意见或者想象。
事发之后，中国舆论场里有一种集体无意识，试图把凶手陈世峰描述成“富二代”，甚至言之凿凿地说刘鑫受到了陈世峰家属的种种照顾，以迎合某种“想象的正义”。之后，已有中国媒体调查了陈的家世，陈父只是陕西定边县卖钢笔之类小百货的，谈不上大富大贵，更谈不上以权弄法。以想象代替事实，以捕风捉影代替严谨的法庭调查，这本身并不是正义。
案件将在日本法院，按照日本法律进行审判，它与中国的汹汹网络民意之间隔着一个宽阔的东海。中国网民不妨以超然的态度，观察在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是怎样审判这么一起万众关注的案件的。
第一，日本是一个严格适用死刑的国家，陈世峰被判处以极刑的可能性不大。
日本虽未废除死刑，但死刑只针对罪行极其严重的情形，一般指受害者两人以上。而且即便被判死刑，还需由法务大臣同意签名才能执行死刑，所以日本一年的执行死刑人数往往是0。从日本律师的经验判断，陈世峰更多可能被判20年有期徒刑。
其二，江歌母亲推动“请求判决陈世峰死刑的签名活动”，那是日本《宪法》、《请愿法》之下的“请愿”机制，法院有义务接受“请愿”，但没有义务服从。
第三，刘鑫是否出庭作证并不严重影响判决。据日本法律专家介绍，因为之前刘鑫已经在日本警方处做了证人证言，哪怕其不出庭，也并不影响其证言的有效性。这个公众不必太过担心。事实上，在成熟法治社会里，定案的依据主要还是靠客观证据，而不是口供和证人证言。
第四，如果日本法院在庭审过程中，认定江歌确实是为救刘鑫而被杀。那么江歌的母亲可以在中国国内依据《民法总则》中有关“见义勇为”的规定，起诉刘鑫，要求其作出补偿。这能使双方的矛盾纳入法治的解决渠道。
这么一起异国凶杀案，也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中国的问题太多，从法律与舆论的关系、后真相时代，到自媒体的职业操守、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利益保护，都需要投射在这个个案中。各方也急于通过此案“六经注我”、表达立场，甚至是收割流量。但是，江歌案终究只是一起发生在日本的普通杀人案，无法吸纳在东海这边中国民众的巨大诉求。
宏观地看，虽然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但是在法治方面，两者并不在一个阶段。日本的审判独立、公众对于法治权威的信仰，已经是默认状态，而这些正是中国孜孜以求的，并且时常引爆为个案中的“塔西陀陷阱”。借日本法院审判江歌案，中国公众不妨更超然地观察：审判独立与公众知情权之间是如何平衡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的法治建设终究要脱离“救火队式”的舆论应对。
案件的真相应该在法庭上解决，而不是通过10万+来煽动，更不能通过用臆想、脑补来代替严谨司法调查。这一年，从年头的山东的“辱母杀人案”，到如今的江歌案的审判，也让公众对于法律与天理、真相与意见之关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愿法庭带来真相，愿真相带来正义，愿正义带来安慰：真相就是价值，不必迎合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