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歌案中的刘鑫可谓中国道德舆论当中一个新靶子。
文丨特约评论员 刘远举
如果在朋友圈发一条：中国要法治，大抵会有很多人出来语重心长的开导，要正能量，要朝前看，理性一些。如果在朋友圈发一条：网络舆论不要充满暴戾之气，不要搞人肉，要理性，肯定会有更多的人跳出来，说那忘恩负义的东西、那破鞋、那人渣，也配理性？她或者他，需要的是社会道德的谴责，需要的是感受一下人民怒火的威力，人民需要道德感。
众所周知，法律是人的行为底线，而道德的要求高于法律。也就是说，如果对待法律问题，应该是严肃甚至苛刻的话，对待道德问题，就应该是宽容一些。不过，在中国，却恰恰相反，人们对法律底线是宽容的，而对道德却是严酷的。
一方面，中国人对法律的底线如此宽容，从购房许可、到网约车车主户籍、再到留守儿童孩子上学，人们对自己身边的违法视而不见，并安慰自己，自己可以独善其身。另一方面，在有些时候，人们对道德却充满了狂暴了热情，甚至想用法律去实现道德，把道德条文化，希望法律管得更宽，实现自己心中的道德感。
这是一个讽刺，这是一个大问题。
其实，社会生活中，有各种道德舆论，甚至某些人一些压力，是正常的。很多人认为，道德是一种自我行为约束和准则，也就是说道德是用来约束自己的而不是约束他人的。基于对道德的这种理解，很多人认为，不能以道德去指责他人，否则就是道德绑架。
这种看法似是而非，经过简单的推导就会发现一个悖论。
道德产生于社会的发展之中，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迁。道德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它产生于大脑与外界的交流、人与人的交流，并且不断变化。这种机制在宏观层面看，道德与社会生产、生活相互作用的机制，是整个社会舆论。这个舆论涵盖从教科书到报纸、从电视到邻里间闲言碎语等多种形式。从这个角度，道德产生于舆论、运行于舆论，并变迁于舆论。如果道德从来都是内生的、内省的，只独立的、割裂的存在于人的头脑中，那么，它既不可能发生，也不可能出现。即便一开始是先验的绝对存在，但也无法通过人的教育体系代代相传。
所以，道德是抽象的观念，但它的具体交流形式是语言、文字，更具体的，可以是一个人，一群人，对某个人、某个行为的评价。这个时候，道德运行形式就是舆论中的赞扬与批评。这个时候，道德必然带有律人的色彩。
这种道德舆论中的愤怒与批评，大多数时候是温和的，批评恶的、坏的、表扬好的、善良的，是公序良俗的基础，是提倡者，提倡、促使人去做一些事。有时候，这种道德舆论也特别严厉、甚至苛刻，会形成压力，会逼迫人去做一件事。但是，这就是道德本身的必然。当然，在一个自由言论、提倡多元的社会中，各种声音会相互对冲，大众对道德的态度更加宽容，所以，很难出现道德舆论吃人的情况。
不过，有些时候，当“乌合之众”遭遇偏颇、极端的舆论环境的时候，到的舆论会变得非常狂暴、残忍。这种道德舆论现象，是可疑的、可憎的。这不是正常的道德舆论。
在当下中国，我们看到的大多数舆论道德现象，并不是道德本身的面目，而是一种经过人为修饰与加工的东西。还记得“最美女教师”，“嫁给大山的女人”么？一个女人，被拐骗到深山小村，被强奸、被凌辱，最后日久生情，愿意留下来当乡村女教师。这种情感，可能是真的，但是，更真实的情况是，她并没有处于一个自由的选择之中，她并没有处在一个多元的、自由的舆论环境中，权威的道德定调与民间落后的道德观念，给她加上了枷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见的道德，不过是另一种强制，虽然它看起来没有刘鑫面对的那么狂热。
社会的愤怒，总有一个恒量。不朝着这个地方，就会朝着那个地方。当人们在自我审查之下，不敢、不能去触碰一些东西的时候，愤怒不能、不敢朝着一个方向，就会更热烈的朝着另一个方向而去。于是，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就出现了，人们愤怒得要撕掉刘鑫，但是，对更大恶、更大的坏，却视而不见。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中国人的正义、中国人的愤怒、中国人的道德，是可疑的。愤怒背后的真相是懦弱，懦弱表现为了残暴。
所以，如果法律得不到遵守，道德舆论自然开始吃人。胡适的日记里面写到：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