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凤凰网评论部
在新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学者郑永年认为，值此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时代，伟大的实践却缺乏来自知识界独立的解释、提升与引导，这是一个知识界的悲歌时代。他指出，知识悲歌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知识创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而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
知识、知识人的这种附庸性，例证很多。大学也好，各种公共论坛与学术研讨会也罢，其鹄的均在于招徕大官大富、亲近政商圈层。似乎知识的力量、知识界的价值，都需要一枚枚圆圆的权力图章来封印。不然，则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六神无主。先贤哲人一向耳提面命的独立、尊严，荡然无存。
流风所及，也影响到一般公共空间，多充斥着让人不舒服的种种“症候”，诸如娱乐至死，得过且过；看客心态，冷漠围观；习惯性怀疑；鸵鸟心态；思考恐惧症；炫富心态、功利主义、犬儒主义……大家都在争俗、争媚、争名、争利，知识以及知识界的下行态势，已经不可避免地浸染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知识人、知识界的自我阉割，已经到了麻木状态。
诚然，如弗兰克·富里迪所言，“知识分子的工作一旦职业化，就不再具有独立性，也丧失了提出重大社会问题的潜力”，“知识分子的独立感让位给了要求获得机构的肯定与承认”，但其实，这与知识本身的“求是”、“求真”品质并不矛盾。存身于社会网格中的知识人，固然需要有职业精神、机构认可与经济回报，但同样也应对政治及社会生活中的恶保持足够的警觉，并有责任向社会发出警戒。
这是知识的力量所在，也是知识人共同体的存在基础。不仅社会公众希望能够听到来自知识界的高质量的讨论，社会生活的实践也需要有精准客观的解释、提升与引导。一旦知识人迷失了，知识界沦为附庸与佩饰了，思想必然窒息，公共空间也不会再有生机与活力。
当下的中国，正经历着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各种现象、问题、机遇纷至沓来，此前改革开放促成的思想红利，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语境下或消耗、或分化、或坠落，而新的时代环境又迫切需要新的思想体系、理论工具、文化价值。这是时代赋予的严峻课题，也是知识人作为引领者必须承担的使命。
这个时期，不仅需要知识人的觉悟、自省与沉思，更需要各种不同思想、不同工具、不同价值之间的碰撞与重构。很多人每每对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激荡心生追慕，也对欧洲的文艺复兴有美好的想象，事实上，几乎每一个大时代，都会充盈着知识人的热力与激情。在时代的回音壁前，在社会的公共场域中，也都会回荡着知识人黄钟大吕般的声音。
然而，现实却不免让人沮丧。钱理群先生此前批评当今大学多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颖一先生也断言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近代大学，而钱学森先生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问号高悬，至今尚无让人满意的答案。根源在哪里？我们时代的知识人都去哪里了？
一个充满物质欲望、犬儒精神的金钱主义社会，纵然在私人领域国民可以有诸多发财享乐、声色犬马的机会，而一旦公共领域被堰塞、被窒息，缺乏各种激荡的声音，来平衡各种“有力者”，来开启潜在的公共理性，最终必然会是万马齐喑、暗昧无光。在过度物质化的同时，失掉灵魂与良知。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卑微的时代。伟大，在于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高度社会认同与公众信心；而卑微，则在于我们总要面对权力、资本等各种力量对知识、对知识人的吞噬、扭曲与奴役。
很多时候，答案就在问题之中。知识需要升腾，知识界需要多一些“燃灯者”。不管五四过去多少年，中国仍需要持续的启蒙，需要公共理性的回归。纷纷扰扰中，走出悲歌时代的出路在哪里？学者徐贲说，“诉诸于说理和说服，诉诸于人的自由意志和理性，并尽量提升人的自由意志和理性。”而除此之外，还需要知识人都来争取一个自由言说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