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遗址 福建日报记者赖昊拓 摄
大洲谈判纪念馆 福建日报记者赖昊拓 摄
台海网3月29日讯 据福建日报报道 南平市光泽县寨里镇大洲村，坐落在原中共闽赣省委驻地诸母岗下，四周山高林密，仅有一条窄路通往县城。有谁能想到，在这山里的一间木质小民房里，曾展开过一场艰苦的国共谈判。
据《中共光泽地方简史》记载，1937年1月，从一张包盐的白区报纸上，时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黄道偶然看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几天后，他又从游击队截获的白区杂志上，得知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尽管因电台丢失和党中央失去联系长达三年，闽赣省委仍敏锐觉察到国内形势发生着急剧变化。2月，闽赣省委作出《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号召统一战线，共同进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3月，又同时向国民党江西、福建政府发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呼吁。
然而，国民党当局置中共闽赣省委的正义呼声于不顾，妄图实施“北抚南剿”阴谋，稳固其在南方的统治。在残酷的“清剿”下，闽北红军在几个月内损失2000余人，杰出将领黄立贵、吴先喜遇害。闽赣省委坚持以民族利益为重，一面加强党员干部对统一战线的认识，避免与国民党军正面冲突，另一方面以抗日军政委员会的名义发展扩大武装力量，同时积极寻求与党中央通信，并于9月恢复了与党中央的联系，得到了相关工作指示。
七七事变后，国共武装对峙局面趋于缓和。为表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中共闽赣省委多次致函国民党方面，提出将红军改为抗日义勇军、停止打土豪等主张。国民党迫于各方压力，释放了关押的中共光泽县扫帚尾区委书记蔡诗珊，并由蔡为联络员协调双方谈判事宜。
中共闽赣省委对谈判作出了周密安排，命令红军秘密把守大洲附近的交通要道和制高点。黄道派出年仅17岁的儿子黄知真（时任闽赣省委秘书、宣传部副部长）作为谈判代表，一方面是向国民党表明诚意，另一方面也避免年长的干部遭受伤亡，彰显了黄道无私无畏的革命家胸怀。“红孩子”黄知真从小机警聪慧，曾为方志敏站岗放哨，组织同意由他主持和谈，也是看中其立场坚定且善于辞令。后来黄知真在谈判中有理有节，不辱使命。在黄道1939年被特务杀害后，他继承乃父革命遗志，一直为党的事业辛勤工作，直到1993年去世。
陈毅元帅这样评价黄道：“在与党中央三年隔绝的情形下，在进攻者长年的‘包剿’下，黄道同志能独立支撑，顽强坚持，终于完成了保持革命阵地、保持革命武装、保持革命组织的光荣任务，这是黄道同志对革命、对民族的绝大贡献。”
双方谈判代表黄知真、闽赣省军区教导大队教导员邱子明和江西第七保安副司令周中恂、光泽县县长高楚衡为求互相监督，在诸母岗山下一间民房内，同吃同住长达七天，最终于1937年10月1日达成谈判协议，基本达成了谈判前的主张。谈判后中共闽赣省委下山进驻大洲村，并开始与国民党当局直接接触。
谈判后，中共闽赣省委指挥其所属各游击区参照大洲的模式与对峙的国民党军进行谈判，对破坏协议挑衅的敌人则进行有力还击，同时注重部署整编工作的警戒力量，留存坚持秘密斗争的革命火种。与党中央的稳定联系、闽北内战的基本停止、部分被捕同志的出狱、部分粮饷军需的供应，都是谈判协议的成果。闽北红军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第五团，1938年2月，开赴抗日前线并取得塘口坝战斗等光辉胜利。（福建日报记者 赖昊拓 通讯员 元晓环/文 赖昊拓/图）
大洲村近照 福建日报记者赖昊拓 摄
从党史中汲取力量
行走在大洲村，能时刻感受到光辉的革命历史，为当地人注入了一股特别的精气神。
“我原先并不了解这段历史，大学毕业后才在讲解中逐渐熟悉。红色的记忆需要传承，我希望家乡的孩子们能从党史中汲取力量。”大洲谈判纪念馆讲解员刘淑洁说，革命先辈的精神，时刻鼓舞着她提升业务水平。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确，党史不仅书写在档案和旧址里，更可以在每个学史人身上焕发生机，为我们的工作实践提供指导。党史中还能发掘出众多大洲谈判式的例子，给予我们无尽的力量砥砺前行。如今，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口，在历经百年的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充满底气与从容。
在面对不公正压迫时敢于斗争，面对诚意时又能作出合理让步，但无论以何种方式促成协议，始终将中国人民的福祉摆在第一位。大洲谈判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坚持初心的品格、一心为民的情操和审时度势的智慧。
从1953年被定为红旗不倒的老区基点村以来，大洲人充分发挥生态条件的优势和吃苦耐劳的品格，将曾经山高路远的偏僻小村，建设成为以林下经济、食品加工为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典范。
正如光泽县委书记余向红所言：要进一步发挥光泽在党史学习教育上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传承红色基因，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全方位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超越的新征程上，书写新时代富美新光泽建设的新画卷。(福建日报记者赖昊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