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是推动高考制度现代化的根本途径。然而，在推进高考制度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警惕和防止“现代化的陷阱”。
当前，从浙江、上海等新一轮高考制度综合改革试点的情况来看，已出现了“偏考”“偏教”“自主招生造假”等亟待调整完善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伴随高考制度现代化所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须引起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防范措施，防止高考改革落入“现代化的陷阱”。
改革开放后，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背景下，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及地区的高校招生制度，是推动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力量源泉。如，上世纪80年代“标准化考试”的引入，便极大地推动了我国高考制度现代化的进展，实现了高考由“传统考试”向“现代考试”的转型。然而，“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现代化的陷阱”提醒我们，学习和借鉴他国高校招生制度，不能盲目照搬或照抄，而必须基于中国现实，取长补短，加以改造。
坎德尔曾说：“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学校。”同理，有什么样的国情，也就应该有什么样的高校招生制度。事实上，在世界各国中，即使包括受过殖民同化或者文化相近的国家在内，也很难找到两种完全相同的高校招生制度。
2014年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大学招生模式》研究报告就指出：“世界上没有正确的招生制度，不同国家的具体做法有很大的差异。有些国家的大学招生录取程序相对客观，仅看入学考试成绩。有些程序则相对主观，会考虑未来学生的考试成绩档案、学业表现、推荐信及课外活动等。”
可见，一个国家究竟采取何种高校招生制度，取决于其制度运行环境，包括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文化传统、教育水平、社会诚信、人口数量、信息技术以及劳动力市场等综合条件。因此，新一轮高考制度的改革与动态调整，应充分考虑中国国情，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高考制度现代化体系。
当然，高考制度现代化的“陷阱”，也可能存在于多样性、自主性、综合性等高考制度现代性之中。长期以来，高考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破除“一考定终身”和“唯分录取”等过于单一化、客观化、一刀切等弊端。然而，在打破客观而统一的衡量标准之后，那些主观而多样的衡量标准，既可能成为特权寻租的漏洞，又可能演化为优势阶层的专利。
今年8月媒体曝出“九省市高中名校学生论文涉嫌造假，或涉自主招生黑幕”，便是一个深化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的重要警示信号，它表明在高考制度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完善制度规则，弥补制度漏洞。
当前，我国经济、教育等总体发展存在较大的城乡、地区和阶层差异，若“过快”地弱化统一高考的地位，或“过重”地强调综合素质评价在录取中的作用，无疑会形成新的高考壁垒，包括城乡壁垒、地区壁垒和阶层壁垒。因而，新一轮高考制度改革推行“三位一体”综合评价录取办法，应注意把握推行的速度与规模。
此外，新一轮高考制度改革强调“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增加学生的选择性，分散学生的考试压力，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这一原本良善的改革动机，在“理性人”的选择下，导致浙江新高考出现物理科目选考人数“断崖式”下降的问题，引起物理学界和教育界的普遍担忧。种种迹象表明，伴随高考制度现代性的增强，也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弊病。
当然，高考制度现代化关涉教育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的建设全局，不能因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现代化陷阱”，而裹足不前，反对改革。相反，应在充分调研与论证的基础上，坚定渐进而稳妥地改革。
展望未来，高考制度必须通过新一轮综合改革做到三个相适应：一是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步伐相适应，进一步推进招考分离，完善政府宏观调控、考试机构实施考试、考生诚信高考、高校自主招生、社会依法监督的高校招生机制；二是与即将到来的高等教育普及化人才选拔格局相适应，进一步推进多元入学，完善因校制宜、分类考试、综合评价、个性化招生的高校招生模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入学需求；三是与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基本性质相适应，进一步促进高考公平，完善加分政策和弱势群体入学政策，加强教育考试法制建设，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高考利益。
总之，高考制度现代化的目标既包括高考制度设计的合理化安排，也包括高考制度实践的功能性要求，它是国家建设、社会变革、教育改革以及人的发展对高考制度改革的综合诉求，其根本任务是服务与促进学生发展，最终实现高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者为湖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李木洲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