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直系祖先是谁？他们到底来自哪里？这个问题在最近30多年来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课题。围绕这个课题产生了两大学说：“多地区进化说”和“出自非洲说”。在近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这一课题引起业界广泛关注。“我认为现代人‘出自非洲说’并不成立，而且其主要证据来源与论述落脚点是非洲、欧洲和西亚，中国的资料很少被纳入研究视野，带有很大的偏见、局限性。”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表示。
“出自非洲说”不成立？
在古人类学研究领域中，进化阶段有古猿、猿人、能人、直立人、智人与现代人，已成为学界广泛共识。目前存在争论的焦点主要是现代人类的起源，即我们的直系祖先来自哪里。围绕这个争论，主要有两大学说：“多地区进化说”和“出自非洲说”。
“出自非洲说”的主要观点包括：现代人类（即晚期智人）是有别于直立人和早期智人的一个新的物种，在20万年到1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非洲是现代人类唯一的起源地，其他地区的现代人群都是在非洲诞生的早期现代人群向外迁徙扩散的结果，早期人群，包括北京猿人和尼安德特人都没有留下后代。在中国，现代人类于6万年到5万年前从南部进入并向北迁徙。在现代人类到来之前，东亚本土人群已经因末次冰期而灭绝，距今10万年到5万年存在古人类生存空白期。
“出自非洲说”提出后风靡学术界，呈现一边倒的趋势。而对此假说的推翻，最重要的突破来自于对古人类古DNA的提取和破译：对从罗马尼亚的一个洞穴里出土的化石测序，获得了尼安德特人与早期现代人混血的证据，证明尼安德特人并没有彻底灭绝，他们对现生人群做出了少量基因贡献；从丹尼索瓦洞穴出土的一小块指骨上提取到新的遗传人种的DNA，证明丹尼索瓦人也没有灭绝，在现生大洋洲某些群体（约5%）以及亚洲群体（1%至2%）中有一定程度的存在；今年8月，在丹尼索瓦洞穴发现5万年前的一位13岁女性的人骨，基因测序表明，女孩的母亲是尼安德特人，父亲是丹尼索瓦人。这项发现进一步表明，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和现代人这些人种之间可以生儿育女，而且后代具有繁殖的能力，强有力证明他们是同一种物种，而未分化成不同的物种。
“这些新的遗传学成果，揭示出现代人与其他化石人类基因交流共存的证据。”高星说，这使得一些“出自非洲说”的支持者开始对所持的假说进行修正，人类起源在一些地区发生过连续、镶嵌演化的可能性被认可。
中国地区古人类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在现代人‘出自非洲说’以及相关讨论中，中国的资料很少被纳入研究视野，尤其是东方的‘早期智人’被严重忽视，带有很大的局限性。”高星认为，最新的考古发现可以实证，现代人体质特征已经出现在东亚古老型人群中。
贵州盘县大洞距今30万年到13万年的人类牙齿已经呈现出早期现代人的特征；广西崇左智人洞距今约10万年的人类下颌骨上出现一系列现代人性状，同时保留有古老型智人的特点。高星说，这些化石特征说明此时期中国南方和中部存在从古老型智人向现代人演化、过渡阶段的人群，属于形成中的早期现代人。
此外，对距今11万年左右的河南许昌灵井人化石的研究，揭示出古老型形态特征与现代特征镶嵌的特点：虽然具有早期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的诸多性状，但总体的特点继承了东亚更早的人群，表现出区域连续演化为主且存在一定程度东西方人群交流的特征。湖南省道县福岩洞发现的47枚具有完全现代人特征的人类牙齿化石表明，在距今12万年到8万年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在华南地区已经出现。
高星还反驳“出自非洲说”的东亚本土人群因末次冰期而灭绝的观点。对黄土高原的季风气候研究表明，中国大部分地区在末次冰期期间并不存在足以导致生物大灭绝的极端气候条件，即使在最寒冷的时段仍有很大区域适宜人类和其他生物生存，东亚不存在距今10万年到5万年间的人类演化空白。“中国华南在整个更新世时期持续存在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在华北，披毛犀、熊、狼、野马等大型哺乳动物都走完了更新世的征程，很多一直存活到现在，人类为什么不能？如果长期生存在当地的本土人群无法适应气候变冷而灭绝，从非洲热带地区迁徙至此的人群为何能够存活？”高星说。
“东亚地区的化石记录表明，近现代东亚人不可能仅是迁徙而来的非洲人种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既包括非洲人，又包括在不同时期进入东亚的其他人群以及更早的东亚人。”高星表示，随着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在中国地区古人类研究新材料的发现和新成果的产出，中国乃至东亚将逐渐成为解决现代人起源与演化问题的重点——复原人类起源与演化的历史版图。
期待古DNA领域技术创新和研究突破
“在距今10万年到5万年间从非洲的确扩散出一支人群，成为欧洲和西亚现代人祖先的主体人群，但他们只是全球意义上现代人祖先的一个支系。原本生活在各地的本土人群，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对现代人演化做出一定程度的基因遗传贡献。”高星认为，遗传学、古人类学和考古学在现代人类起源问题上正在逐渐接近，不同理论流派之间针锋相对的局面正在改变，不同假说的排他性正在淡化，正在向科学真理的方向趋同发展。“学术界逐渐意识到，现代人类起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所谓现代人的生物特征和行为方式是逐渐演化出来的，不是作为一次性事件出现的，需要更全面、更具包容性、更辩证的理论体系。”高星说。
有关现代人起源研究还处于盲人摸象阶段，还只是在局部问题与材料上做分析和解释，尚无法得出全面、能被普遍接受的研究结论。高星希望，推动古人类学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本身的进步与发展，更准确地信息提取和数据分析，同时加强与分子生物学、年代学、古环境学、科技考古等领域更密切的交叉协作与交流。“期待古DNA领域的技术创新和研究突破，尤其是对东亚‘早期智人’基因的破译，来帮助揭开现代人类起源的谜团。”高星说。（本报记者 李佳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