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题：浸润的汗水，历史的回甘——透视中国40年打工潮的变迁
新华社记者叶昊鸣、齐中熙、邬慧颖
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大地经济腾飞，风云激荡——泥墙瓦房变为高楼大厦，险峻天堑化为开阔通途，乡镇渔村成为现代都市……
史诗般的壮阔变化，离不开一个特殊的群体——打工者。
潮起潮落，云卷云舒。40年间，他们挥洒汗水，为经济建设添砖加瓦；他们点燃青春，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凭借他们的勤劳踏实，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宏伟篇章谱写一曲曲时代赞歌。
从“孔雀东南飞”到“凤凰自归巢”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中国历史进入崭新的篇章。
就在同一天，深圳市的“前身”广东省宝安县成立了一家“石岩公社上屋大队热线圈厂”，成了全国第一批、深圳历史上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江惠群和她的24名姐妹走进这家企业，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的“打工妹”。
“当时用的是香港淘汰下来的旧机器，用脚踏、手摇生产电吹风里的电热线圈。工作条件虽然艰苦，但不用再下地种田，工资还比种田的收入高3倍。”今年72岁的江惠群说。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8.3亿劳动力资源中，有5.9亿在农村。伴随着改革开放，世代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走上自主择业之路。而率先开放的沿海地区，接纳了这股庞大的进城务工流。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每年上千万务工大军云集广东。全国跨省流动就业中，广东占了三分之一，近几年达2600万。”广州铁路局集团党校教授金一兵说。
40年斗转星移，打工者流动的轨迹也在悄然变化。
“以前外出打工好，现在回家创业好。不仅能照料家人，还能干出一番事业。”48岁的四川眉山人刘贵良此前在深圳建筑行业工作，随着家乡创业环境的优化，他最终返回家乡创办了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
在当地就业部门扶持下，刘贵良申请到了农民工返乡创业贷款，学习了新技术，蘑菇的产量与品质不断提高。如今，合作社一年生产鲜菇300吨，销售额200多万元。
“今年上半年，眉山市省外务工回流人员4万多人，其中实现再就业3.5万人，新增创业人数7655人，创业吸纳就业22160人。”眉山市就业局局长朱蜀骥说。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外出农民工数量增速为3.0%，至2016年持续下降至0.3%。2017年虽有上升，增速达到1.5%，但也只达到了2012年增速的一半。
从“孔雀东南飞”到“凤凰自归巢”，40年打工者流动轨迹的变化映射出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无论是“工资落差”逐渐弥合，还是“亲情权重”不断加大以及各地不断吸引人才回归的利好政策，都在打工者心中“回家”的天平上增加了砝码。
从“劳动密集”到“技术密集”
“1983年，我离开村子来到郑州打工，当时在建筑工地上每天就是搬砖提灰，吃的是集体大锅饭，住的是临时搭建的窝棚，条件很恶劣，但每天却能有一块多钱的工资，这笔收入在农村非常可观。”河南省潢川县双柳树镇驻郑州农民工党支部书记黄久生依然记得当年的情景。
出大力、流大汗,那时的打工者并不需要太多的专业技术，只要能吃苦就行。劳动密集型、工作强度大，是当时打工者的“标签”。
“有时候订单多、催得急，我们就要几天几夜不合眼地工作。”1989年曾在东莞一家玩具厂打过工的全国人大代表王馨表示，相比守着河南老家一亩三分地，那时在工厂工作一个月可以拿到两百多元的工资。
而当时间的车轮驶向21世纪，一些新的变化需求也在悄然出现。
插引、合模、装药、封口……一条长约200米的全自动组合烟花生产线，仅需11名员工就能完成原先需要300人才能完成的工作。
“过去我们主要选用的是基层的手工生产人员，而现在我们则把用工需求转向了懂开发、懂操作、懂机器的技能人才上面。”湖南中洲烟花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昌开介绍，现在公司招收的员工大部分是本科及以上的科技研发人员以及拥有熟练操作技术经验的技术工人，公司每年10%以上的收入投入到技术研发和技术人员的薪酬上。
除了技术革新带来的劳动力结构和数量的变化，新业态带来新兴职业体系的扩张，人们对物质和精神需求的逐步提升，也倒逼越来越多的打工者主动加强学习、提高技能，向专业型、技术型人才靠拢。
“一双鞋，我不用看，只要用手一摸，就知道它用的是什么皮料，走的是什么板型，用了多少鞋胶……”说起制鞋这个已经做了20多年的老本行，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的邱世锦就停不下来。
因家中农忙，初中辍学的邱世锦选择进城打工。一开始仅仅只是剪线、配料、打包、刷胶水等制鞋的简单工序，但通过勤奋学习和向老师傅们讨教经验，短短几年，邱世锦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车间的高级管理人员，并成功拿到了相关资格证书，实现了从“庄稼汉”向“高级技工”的华丽转身。
从传统的泥瓦匠，到现在操作复杂机器的技术工人；从双手翻飞不知疲倦的技术女工，到证书在手、技术娴熟的专业工匠。40年时间见证了我国多数地区完成了从手工生产到机械化、智能化生产的转变，也见证了一代代打工者在城市中通过努力和奋斗所实现的自我提升。
从“外来者”到“新市民”
依靠自己的努力走出乡村，在城市安家落户，初中毕业生张媚媚的奋斗“逆袭”让她成了老家人眼中艳羡的榜样。
1991年初，18岁的张媚媚走出了老家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桥圩镇南兴村，来到深圳寻梦。靠着不服输的劲头和乐于助人的品格，2005年，张媚媚获得了“宝安区2002-2004年度先进劳务工”的光荣称号，有了落户深圳的机会，随后，她用多年积蓄和按揭贷款的方式买了房，在深圳定居。
张媚媚的经历只是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一个缩影。
40年来，打工者们用自己的汗水推动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而他们所建设的一座座城市，也在用一项项保障措施接纳他们。
来自四川的钟梦瑶自小在广州长大，她的父母在广州市做环卫工已有20余年。虽然从幼儿园开始就在广州上学，但因为没有户口，她知道总会被“打回原籍”。“那时候都不敢和同学们处得太好。”钟梦瑶说。
2016年，广东省全面开放异地高考，近万名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广东户籍考生同考同录。钟梦瑶成为首批享受到全面开放异地高考福利的随迁子女。得知自己能在广州参加高考，钟梦瑶长长舒了口气，“全家都非常开心。”
“进城务工人员为广东的建设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子女在广东具有完整学籍，我们必须照顾这些孩子的需求。”广东省考试院副院长黄友文说。
“同工不同酬，同城不同命。”曾经，这样的境遇让漂泊在外的打工者心中充满了苦楚，他们对自己付出辛劳的城市既充满憧憬，也或多或少有着解不开的“疙瘩”。
40年光阴变迁，随着户籍、教育、社保、就业、培训等城市待遇逐步向外来打工者均等化开放，这些曾经徘徊在城市“边缘”的人群，也终能以城市“新市民”的身份，为我国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发光发热。(参与采写:黄浩苑、陈健、陈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