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市四更镇付马村。海南日报记者肖开刚摄
在海南西部的东方市四更镇，有一个叫付马村的地方。这个有近500户、2000多人的村庄，村道宽敞整洁，处处鲜花绽放，绘就了一幅现代美丽乡村画卷。
付马村当地人交流使用的付马话，外界大多无法听懂。岁月更迭，付马村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早已与其他地区交融同化，唯独话语仍然自成体系。付马话是海南使用人口最少、最小众的濒危方言，这一根植于村民生命中的文化密码在濒危中传承。
付马村民居。海南日报记者肖开刚摄
付马话的前世今生
东方市方言之多、口音之异堪称南腔北调。海南话、黎话、苗话、哥隆话、军话、儋州话、付马话等方言泾渭分明。各种方言各成体系，又会相互借鉴影响。
第一次听说付马话的人，容易误为“驸马”，其实“付马”与帝婿驸马没有什么关系。付马话的名称源自付马村，付马村的人自己唤做“俺村话”，对外就叫“付马话”。付马话是付马村人独特的文化印记。
付马村的村名由“英德”而来，“英德”是早期讲哥隆话的人对老付马村称呼的音译。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编撰的《昌化县志》中有“附马村”的记载。“附马”原义是“以马代步”，“付马”由“附马”演变而来。
据说，自宋代以来，昌化江流域为屯兵驻地，军人在当时具有双重身份，同时拥有军籍和地方籍，战时披盔戴甲，平时弃甲归田，战马也随之变成代步工具。附马村毗邻屯兵驻地，村民多屯军养马，“附马村”也由此得名。该村原先在今四更镇英显村西边，由于靠近海边，经常有海盗侵扰，故而于100年前迁徙至目前所在地。
创世神话常见，却鲜有创“话”神话。与多数方言不同，付马话还有一个关于方言的传说。相传，讲付马话的人是最晚到达昌化江南岸的，到达时所有的话都已被天神分配完毕。天神灵机一动，用已经分配给各个族群的话，每种选一些放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方言，这就是“付马话”。或许这个传说多少有些穿凿附会，但也透露出付马话中具有的混合型方言的特点。
“付马话从族谱和语言特征来说，都源于江西赣语区。付马话的使用者之一——文氏后代，当地人说是南宋灭亡后隐居到昌化江南岸的文天祥的后代。”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刘新中在付马村调查时发现，付马村共有12个姓氏，依次为文、吉、符、高、郭、王、刘、蒙、张、赵、许、卢。
付马村村民蒙业明是付马话的方言发音人之一。上世纪80年代初，来自北京的语言研究专家欧阳觉亚过来研究付马话，请他去招待所录制了好几天的付马话，并用国际音标给付马话标音备注。
蒙业明说，随着时代发展，付马话也在发展。比如电扇等很多新事物，在祖传下来的付马话中没有相关表述，他们就学习了海南话的相关读音，杂糅进去，成为新的付马话词汇。
付马村村民在村里聊天。
村中多为多语人
一直都在村里工作生活的蒙业明除了能流利说出母语付马话，对于海南话、广州话、儋州话、哥隆话等方言也能信手拈来。同村多数村民大都是懂得三种或三种以上方言的多语人(能够使用三种或三种以上语言的人)。
蒙业明把这种语言的天赋，归功于村里所讲的付马话。这种独树一帜的方言，似乎存在一种神秘的语言密码。蒙业明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村里不少孩子在外语学习上也成绩突出，具有优秀的语言天赋。”
正因为付马话独一无二，外人难以习得，也让付马村人机缘巧合下成为“风语者”，在战争年代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接受采访时，蒙业明的弟弟拿出家中保存的一只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军用布靴，为海南日报记者讲起了“风语者”的故事。当时，汉奸带着一支日军小分队来到付马村抓壮丁，村民一边用汉奸听得懂的话与之沟通，引诱日军从泥沼地经过，一边又用汉奸听不懂的付马话，巧妙安排村民做好配合，让骑着高头大马的日军指挥官陷入泥地里。其中一只布靴掉在泥里没被捡走留在村里，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
刘新中最早看到关于付马话的介绍，是在一本外国人编的中国族群情况的英文书中，当时一张付马村人的照片引起他的注意。“照片里，一个男性戴着像蒙古族一样的帽子，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海南地处热带，怎么会戴这样的帽子呢?”学术研究方向为方言学和语音学的他，开始了自己与付马话的难解之缘。
从2000年开始，刘新中便时常前往付马村进行方言调研。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简称为“语保工程”)海南项目启动后，付马话2016年被列为濒危方言项目。作为付马话发音人，付马小学退休教师吉呈明和前任村支书蒙业文，为刘新中提供了系统的语料素材。
“在本次‘语保工程’海南项目的调查中，我们摸清了付马话的语言面貌，对付马话的方言性质做了清楚描写。”刘新中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刘新中表示，调查显示，在声调方面，付马话声调有文白两种系统，在平常说话时用的发音就叫“白读”，读书面文字时的发音就叫“文读”。付马话有6个声调，白读层的声调相对整齐，声调格局与赣方言、客家方言基本一致。从声调的演变情况来看，付马话与客赣方言的关系比较密切。
综合多年的研究，刘新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付马话是一种以古客赣方言为底层的非官话混合型方言。它的语言成分既保留了客赣方言的因素，也吸收了大量村话和海南闽语的成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种汉语方言。
刘新中(右一)在东方市进行付马话方言调查。图片除署名外由受访者提供
传承中的濒危语
在全球目前已知的大约6700种语言中，其中有约40%成为濒危语言。刘新中表示，根据民族语(Ethnologue)的界定，濒危方言主要从该语言的使用人口和使用功能两方面来判断，并根据生存状态分为不同的级别。依据不同的情况，濒危语言的设立有以下几个参考的判断标准：(1)使用人口不足一千，该语言只是压缩在本村等极小的范围之内;(2)这种语言只用于本村人面对面交流，不能进入媒体、教育等公众语言使用的领域;(3)该语言的代际传承越来越弱;(4)该语言的使用者全部都是双语人。
付马话是海南使用人口最少、最小众的濒危方言。近日，76岁的付马村村民吉保堂，带着孙子在村里的凉亭中休息。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村里交流主要还是靠付马话，村里的小孩也都基本会说。
目前，从付马话的使用情况来看，村中的老年、中年、青年多会讲付马话，在外地生活的幼儿则不太会讲。哥隆话和付马话一样，是村里各个年龄段都能使用的语言。四五十岁以下的付马村人，几乎都会讲普通话。村里每个人都是多语人，这也为付马话轻松吸收、接纳周边语言的成分提供了方便。
“保护付马语等濒危语言的最好办法是活化，这也是所有资源受限语言、方言面临的最大问题。”刘新中表示，语言最大的功能是作为交际工具。如果一种语言能够保持这个最基本的功能，它就能传承下去。使用濒危语言的人们往往是多语并用，常常有被强势语言挤压和替代的情况。因此，一种濒危语言的存留，首要考验是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在各种生活、生产活动中“保持使用”。
除此之外，付马话等濒危小众方言的活化、复制工作，还需要语言学家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保留第一手口语材料，存留更多语言样本，并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完成系统的口语语料采集和语音合成，在此基础上完成语音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