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遣戍突“改道”
1841年7月13日(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正在浙江镇海前线积极参与海防建设，准备与英国侵略者继续周旋的林则徐，接到道光帝遣戍的命令：“从重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此前已经被一贬再贬的他，真的做到了在诗中述怀的那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拔腿就走。谁知刚刚走到扬州，就突然接到谕旨，让他先别这么潇洒的“一路向西”，改道去河南开封。
原因很简单，国家又出事了。
这一年的8月，河南祥符堤防决口，黄河泛滥，“漫决之处已刷宽八十余丈”，开封城被洪水围困，当地官员束手无策，清廷急命军机大臣王鼎赶赴河南治水。王鼎跟道光帝伸手要人：治水可以，但是您得把林则徐给我派来做助手。
道光帝立刻同意了，因为林则徐曾经做过东河河道总督，是治河能手，所以才有了前面说的那道谕旨。林则徐立刻赶赴开封城，这个在鸦片战争中一心为国却遭到不公正待遇，按照我们的理解本应对国事心灰意冷的人，却以惊人的热情投入了治河工作中，日夜奔波，栉风沐雨，亲自督率民工挑土筑坝，用了半年时间，终于将黄河堤岸决口胜利合龙。王鼎上奏道光帝：林则徐治河居功至伟，论功行赏应是第一，请求撤销遣戍的命令，让他继续为国家效力。
但是收到的却是冷冰冰的谕旨：“林则徐于合龙后，著仍往伊犁。”
王鼎不免老泪纵横，林则徐却以一句“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相赠，毅然决然地再次踏上前往伊犁的旅途。
到达戍所—伊犁惠远城之后，林则徐找伊犁将军布彦泰“签到”，有点出乎他意料的是，他受到了非常热情的欢迎。原来在布彦泰和新疆地方官员心中，林则徐虎门销烟、发起抗英斗争，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这样的人被贬到伊犁，实在是新疆之幸—事实证明，这个论断一点都没有错。在新疆两年多的时间里，林则徐兴修水利、垦荒屯田、加强塞防、绘制地图，毫不夸张地说，他给新疆人民带来的福泽一直延续到今天。
但是，在遣戍的岁月中，有一件事情一直横亘在林则徐的心中，每思有痛，那就是老友王鼎的死。
穆彰阿：奸相擅官斗
黄河堤岸决口合龙之后，总办河务的军机大臣王鼎回到京城，向道光帝力荐林则徐：国家正值多事之秋，把这么一个雄才大略的臣子戍边，实在是匪夷所思。但是道光帝不允。偏偏奕经在浙江战败，清廷对英国又兴起“议抚”之论，尤其是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积极支持与英国人讲和，引起了王鼎的切齿痛恨。
王鼎性情刚直，与“阴柔以售其奸”的穆彰阿本就不和，加上看着以身许国的林则徐屡遭踬踣，而穆彰阿这种庸佞之辈却风光无限，便“每相见，辄厉声诟骂”，但穆彰阿自有宰相涵养，“笑而避之”，倒显得王鼎缺乏官场混子都特别讲究的“雅量”。王鼎更加气愤，当着道光帝的面骂穆彰阿是秦桧严嵩一类的奸臣，道光帝很生气，王鼎上去拽着他的衣服“廷诤更苦”，然而皇帝还是拂袖而去。
王鼎“是夕自缢”。
王鼎的本意是“尸谏”，希望自己的死能让道光帝清醒过来，因此在遗疏中特别写道：“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可谓“惊天逆转”。
陈孚恩：死棋出活着
晚清著名的外交家、洋务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薛福成，在《庸 笔记》一书中，对这件奇事的前后经过，有过详细的讲述。
王鼎自缢的第二天一大早，正当上早朝的时候，军机大臣之中，唯独王鼎没有到。军机章京陈孚恩向来机警干练，觉得事情有异，便驾车赶往王鼎的府邸，“其家方抢攘无措，尸犹未解下。”陈孚恩赶忙“命其家人急解之，检衣带中得其遗疏，其大旨皆劾穆相而荐林公也”。
到此为止，事情正常的发展应该是：把王鼎自缢的事情上奏朝廷，将其遗疏呈交道光帝，以王鼎在朝野的声望，势必对穆彰阿形成沉重打击。
但有人偏偏就有“死棋里面出活着”的手段!
这个人就是陈孚恩。
陈孚恩只对王鼎的儿子王沆说了很短的一段话：“皇上正在为你老爸总和他唱反调生气，这个遗疏递上去，你们家就完了。”
王沆只是个翰林院编修，书呆子一枚，登时吓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拉着陈孚恩的手泣求指教。
陈孚恩说：“很简单，把这份遗疏交给我藏起来，我再写个新的，尽表犬马恋主之情，你呈给皇上就是。”
这个主意放在今天，顶多是伪造遗嘱，但在古代却是不折不扣的欺君之罪，老实人想都不敢想的!但所谓富贵险中求，陈孚恩就是要豪赌一场，而偏偏他就押对了宝—王沆居然听了他的话。
于是，王家向朝廷上报，说王鼎死于“暴病”，道光帝看了伪造的遗疏，十分伤感，给王鼎“晋赠太保，入祀贤良祠”。
而陈孚恩凭着“按住了事儿”，得到穆彰阿的极大信任，“不十年，至兵部尚书，军机大臣”。
王鼎白死一场。
王鼎：回煞的真相
凶讯传到遥远的伊犁，林则徐伤痛不已，写下《哭故相王文恪公》的悼诗，其中一句“伤心知己千行泪，洒向平沙大幕风”，极尽悲愤苍凉之情。
在《 尘私议》笔记中，林则徐除了记载王鼎阴灵不散，“犹著行装，时往来海淀，日昃辄见之”的传闻外，还根据亲友的讲述，写了这么一件怪事：“(王鼎)回煞之夕，灵几前瓷器祭物抛掷齑粉，无一全者。棺前所布灰砂，书一‘人’字甚大，又于前后左右书无数‘人’字，极小，深有寓意……”
所谓“回煞”，是指人死之后，亡灵回家的日子。由于“煞鬼”凶狠，六亲不认，“入宅当损人物”，所以全家都要在这一天外出，就是所谓的“避煞”，老北京也叫“躲殃”。北齐颜之推写的《颜氏家训》中，有我国关于避煞的较早记载：按照规矩，这一天要请方术之士“门前燃火，户外列灰”。列灰也叫布灰，在地面撒上草木灰，然后看草木灰上的痕迹，验“死者所趋”，如果是鸡迹就是投生为鸡，狗迹就是投生为狗，死者如有冤情，还可能出现其他指认真凶的“密码”。比如王鼎回煞时，棺材前所布灰砂上的痕迹，分明是指陈自己被无数小人所陷害，死不瞑目。
听起来荒诞不经的“回煞”，现代科学完全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释。首先，古代中国人在回煞之日“门前燃火，户外列灰”，并不是为了看死者投生为什么新物种，而是一种朴素的防疫方法：死者死亡后要在家中停棺数日，高度腐败的尸体会产生有毒气体。门前燃火，热气流上升，引起门前低压，会形成气流的循环，使室内的有害气体尽快排到室外，而草木灰有很强的吸收功能，类似现在的“活性炭”，可以吸收和消解“尸气”，避免瘟疫发生。因此，清人刘玉书在《常谈》中说：“信死亡之气、疫疠之气触人成疾，不信殃煞扑人、疫鬼祟人。”
至于布灰上的禽踪兽迹，就更容易解释了。死者灵前必有供品，回煞之日家中门窗大开，鸡犬难免要来搜寻美食佳肴，布灰上的脚印并不是什么转世的踪迹，而是不折不扣的“犯罪证据”—“王鼎回煞”的现场，“灵几前瓷器祭物抛掷齑粉”是翻找供品的结果，而灰砂上各种“人”字密布，足以证明罪犯是一群长着“凤爪”的家伙。
不过，由于王鼎死得实在太冤，人们还是宁愿相信他的“阴灵”像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样，依然穿着平时的衣服，在人世间飘来荡去，伺机寻那些祸国殃民者的晦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