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工人新村：优秀历史建筑承载城市记忆
曹杨新村，众所周知的工人新村，很多人还不知它有另一重“身份”―――优秀历史建筑。2004年，曹杨一村被评为“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2016年，中国文物学会和中国建筑学会联合公布“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曹杨新村同样在名录之列。
65年，岁月悠悠，给当年的“白墙壁、红瓦顶”留下斑驳的痕迹。
曹杨新村作为优秀历史建筑，如何完整地保存其历史风貌，如何在保护优秀历史建筑的同时创建宜居社区，这是个值得更多人关注的命题。好在近几年对工人新村的研究多了起来……
立秋后的傍晚，夜幕还未降临，历经65年风雨的曹杨一村起了微凉的风。
“曹杨一村建成的时候，我就跟我父母亲住进来了，搬进来时我才12岁，现在新村都65年了，我也77岁了。60几年了，这里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再过5年就70年了……”曹杨一村的住户唐招娣老人牵着自家的比熊犬lemon走在小区里的四工区，往四周望了望说。
1951年，新中国首个工人新村―――曹杨一村始建。1952年建成，首批楼房有48栋，建筑面积32.66万平方米。同年，来自普陀、长宁和闸北三个区的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在一片敲锣打鼓的欢闹声中入住曹杨一村。唐招娣的父母亲当时在国棉一厂工作，也属于第一批入住曹杨一村的住户。新中国第一批劳动模范杨富珍当时是上海国棉一厂的挡车工，跟唐家住在同一栋楼。
在搬来曹杨一村以前，唐招娣和父母亲住在圣约翰大学附近（现在的华东政法大学附近），回忆起搬进新村的那天，唐招娣神情骄傲：“那个时候我已经10多岁了，所以记得很清楚，我们搬进来都是敲锣打鼓的，不是劳动模范、不是生产者，进不来的。”她用手指着一排排房屋，认认真真数过去：这边是国棉一厂、国棉二厂……国棉二十几厂……
朱芬（化名）的父亲朱梦熊当时担任申新九厂（后改为国棉二十二厂）的工会主席，也是首批住进曹杨一村的住户。朱芬1954年出生在曹杨一村，跟唐招娣老人一样，六十几年来，身为“劳模后代”的她们感受了产业工人的荣光，看到了曹杨一村四周的稻田变成高楼大厦，见证了一村被评为“上海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也目睹了曹杨村史馆的建成……
如今65年过去，这段城市记忆该如何安放？曹杨新村的优秀历史建筑保护之路又该朝向何处走？
劳动模范之村，“不是劳模进不来”
时间拨回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张“住宅建设要优先考虑工人阶级”。市政府希望通过两个试点项目（“1002”户和“两万户”）起到带头作用，号召全市企业妥善解决职工住房问题。
1952年，第一批劳动模范携家带口，搬进曹杨一村，这就是试点之一的“1002”项目。那么，第一批劳动模范是如何选出来的？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杨辰老师对此进行了研究，新村住房的分配主要分两个阶段：首先是政府在全市范围内对企业进行挑选；然后是在入选企业内部对职工进行挑选。
什么样的企业能够入选？杨辰老师通过整体档案发现：“‘两万户’项目中约6100套分给了上海央企，12900套分给了地方国企（这两项占到了总数的95%），私企仅有1000套（占5%）。新村住房的分配带有明显的倾向性―――重点服务与国家战略需求紧密相关的国营企业。”“两万户”的居民多来自华东纺织局、轻工业局、机械部、钢铁和化工等企业。
入选企业确定了，内部的职工又该如何选拔？杨辰老师介绍，企业内部的住房分配主要依据四个原则：第一，根据车间人数按比例分配名额；第二，在工厂里从事技术创造发明，对生产有特殊贡献者；第三，生产上一贯带头的优秀先进工作者；第四，工龄较长的老年工人。因为名额极其有限，最后入住的往往是各厂在思想政治和业务能力两方面表现优异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最终来自217家企业的1002户工人家庭入住曹杨新村，携家带口，在这里扎根，有了子辈孙辈，一住就是一个甲子。
两代新村工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
杨辰在他的研究中还提出了“新村工人”的概念。他认为，“新村工人”是从上海的工人阶级中细分出来的一个社会群体，区别于不住新村的工人。“新村工人们在职业岗位、经济收入、社会身份、生活方式、自我认同、工作和居住关系等方面有一定的共性。”
新村工人从何而来？
朱芬曾当过4年兵，她说部队里面的老同志来到家里家访，看到整齐排列的一排排房子，看到小区蜿蜒的林荫道，对朱芬的印象很好。“当时人家跑到我们这里来，看到这样好的环境，哎哟，你们这里太漂亮了！我父母、小区里的邻居都是劳动模范，立马拍板，说这个小姑娘我要了。”
当年战友来家访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朱芬回想起这些往事，语气昂扬，言语间满是骄傲。
唐招娣老人接过话茬：“红漆地板、自来水啊，刚来的时候老灵啦，那个时候独门卫生间在上海很少的，人家都很羡慕的。”60年前的歌谣唱道：“曹杨新村好风光，高楼大厦真漂亮。白墙壁，红瓦顶，石子路铺得平。诶嘿哟，走路真称心。”
杨辰曾在曹杨新村有过8个月的居住经历，他也感受到了居民这种自豪感：“工人新村的确没有过去那么辉煌了，但是如果你去社区里面走走，碰到第一代第二代老居民，他们还是有自豪感的。那个时候家里能住到这么好的房子，小区绿化、公园、林荫道都很好，房子密度也非常低（楼间距是当时上海通用楼间距的1.8倍），采光很好。我们有一张1962年以前两层时候的复原图，看起来真的感觉像郊区别墅区，非常宽敞，跟现在欧洲的花园新城、花园别墅很像。”
一村的环境在文学作品中也有描述，小说《上海的早晨》写纺织女工代表汤阿英搬入曹杨新村的情景：“只见一轮落日照红了半个天空，把房屋后边的一排柳树也映得发紫了。和他们房屋平行的，是一排排两层楼的新房，中间是一条宽阔的走道，对面玻璃窗前也和他们房屋一样，种着一排柳树。”
曹杨新村建成之后，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成就，新村里的工人家庭一度成为外宾参观的对象。
普陀区志记载，曹杨新村从1955至20世纪90年代持续接待了世界155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7209批，共10万多人次，平均每周有4―5批外宾。并且，作为全市重要的对外窗口，曹杨新村街道还设立了外事办公室，杨辰说，这些参观接待成为新村居民日常生活和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新村工人是一个非常受尊敬的社会身份。第一代工人因自己的劳模身份而自豪，他们的子女―――新村里的第二代也为“劳模后代”的身份而骄傲。
唐招娣老人作为新村工人的第二代，在曹杨新村卫生站工作多年。她和老爱人都是新村里的第二代，两家的住房是相邻的两幢。“小时候是玩伴，长大后结为夫妻”，唐招娣老人说到这儿笑开了，转头跟旁边的朱芬说起来小区前头谁和旁边的谁也是夫妻。
据说，第二代工人结为夫妻的情况在新村里不是少数，如今年纪在五六十岁的夫妻，有很多父母是一个单位的同事，读同一个学校长大。年过七旬的唐招娣口齿伶俐，谈起父母和公婆，她说：“我父母亲、我爱人的父母亲都是厂子里的工人，做事情非常认真，也很有奉献精神。”
朱芬在谈话中数次提到“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事例有三：其一，朱父当年在申新九厂任工会主席时，曾下去慰问困难职工。一户一户发补助金，到了最后钱发完了，朱父就把自己的钱掏出来给困难户。其二，朱父生前享受离休干部待遇，离世后厂里的领导来朱家慰问，问朱母家里小孩上学什么的是不是有困难、需不需要解决，朱母连称没有困难，家里挺好的。其三，朱母出去开会，单位有餐费，朱母从来自己带，不吃单位的餐费。
新老两代曹杨人老的老，去的去，但老一辈的工人精神，依然在下一代的脑海里、口头上被传承。
双重居住流动，频繁搬进搬出
搬迁是新村居民最普遍的流动方式，但是曹杨新村的居住流动不
仅指搬迁，还包括居住空间的改造（搭建阁楼、分隔小房间等）、房屋权属的改变。
通过对60多户居民的深度访谈和20多万字的田野笔记，杨辰对曹杨新村三代居民和外来移民进行了全面的调查。
在居住期间，他上午在居委会帮忙，参加会议和整理文档，下午不是跟居委会去调解纠纷就是找访谈对象做深访。在调解纠纷期间，许多居民会“翻旧账”，将平时不大诉诸人的事情倾倒出来，而大部分的纠纷都是因居住条件引起的。
65年前，曹杨一村的住房采用的是合用设计：每排住宅由3―4个居住单元组成，每单元2层（1962年加建为3层），每层三户人家，其中两家为一室户型（12 ），一家为一室半户型（18 ），三家合用一间公共厨房（6.6 ）。
现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字，2016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6.6平方米。
狭窄的居住空间容易发生矛盾。经济条件一旦有了改善，老居民就会搬出去。但也有些上了年纪的老居民习惯了左邻右舍都是熟人的居住环境，选择继续留守。1990年代末以来，中国快速城市化，出现了大量进城务工的人口。曹杨一村社区中的老居民流出，外来人口流入。
对于来上海后为什么选择住在曹杨新村，在附近从事家政行业的张女士说：“这附近买东西很方便，坐公交坐地铁都很便利，房租又便宜，所以就找中介租到了这里。”
问到是否有很多外来务工者租住在曹杨一村，兰溪路小区附近某中介公司的职员表示自己就住在曹杨一村里面，已经住了一年多了。该职员的同事补充道：“基本上曹杨一村里面租住的客户都是外来的打工者，因为房租相对来说便宜，而且小区附近的条件也很成熟，所以他们愿意往里面租。”
新居民主要是来自安徽、河南、苏北地区从事服务业的务工人员。杨老师说：“这些外来居民并不是一下子就定居在曹杨的，因为居住不稳定，很多人先是在闵行，再到杨浦，最后才搬到普陀。如果画出他们的居住轨迹，会发现他们的流动性相当大。”
不少老居民也在搬离新村，不过杨老师特别提出，老居民的居住流动并不一定导致居住条件的改善。有居民将自己在曹杨一村的房子租出去，再到外面租了更便宜的房子，靠两边的差价来赚点生活费。“可能自己把房子租掉租1500，自己在外面租个800块的房子。”
不管是老居民条件改善，或者为了赚差价搬出去，还是新居民图性价比搬进来，这样的搬进搬出背后都是居民生活状态的改变。
历史遗产保护与居民的改造需求
2004年，曹杨一村被评为“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2016年，中国文物学会和中国建筑学会联合公布“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曹杨新村在名录之列。
唐招娣老人带着记者走进旁边居民楼的一个单元，她说房屋采用的是砖木结构，墙体是在杉木条外包裹上石灰建成的。人一踏上楼梯，红色的木楼梯吱吱呀呀地响着，楼道里传出居民家的说话声，房屋的隔音效果不好，墙面、门窗、门锁、地板等目之所及的地方都留下了经年的斑驳痕迹。
对于一村居民来说，他们最需要的是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居住面积的扩大、建筑质量的提升、生活设施的完善、社区环境的改善。
虽然新村住房老化，居民中希望改善居住条件的呼声也很高，但在杨辰的调查中，相当数量的老居民也认为新村建筑本身应该被妥善保留，因为他们觉得这些60年的老房子代表了他们父辈的生活场景和自己对上一辈的怀念。
60多年过去，周围都在变化，曹杨一村一直没有变，它的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都在老化。历史保护建筑不能拆不能改，为了保存其历史风貌，数轮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曹杨一村均不在列。这是否意味着老新村只能停留在过去的老模样，能否通过微改造成为宜居社区？
“曹杨一村2004年已经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了，这就意味着曹杨一村的建筑受到法律保护。房子不能动，只能在室内做些局部的改善，比如厨房、卫生间的设备做些现代化的改造。”杨辰给出了他的看法。
居委会方面表示，2013年5月到2014年3月，改造工程在曹杨一村整体进行：把以前三家合用的厨房相对分隔开一些，做成统一规格的大理石灶台；像蜘蛛网般缠绕的私拉电线也重新盘绕整齐。走进厨房间，唐招娣摸着操作台告诉记者：“以前的厨房很差，潮湿，现在改过以后好多了，稍微分开了一点，灶台也好清洗一点。”小区里的晾衣杆是绿色的，楼道里的一位爷叔说是前几年的时候艺术家来涂的，“倒是给小区增添了一点鲜活的颜色，有点朝气”。
如何在保护优秀历史建筑的同时创建宜居社区，包括唐招娣、朱芬等在内的新老曹杨人都在期待。
一段城市记忆该如何被妥善安放
提到上海的建筑地标，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石库门、新式里弄、租界花园洋房等。而工人新村作为上海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却被人们所淡忘。
工人新村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很大，但直到近几年，工人新村的研究才逐渐多起来。杨辰坦言，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新村设计师的两篇介绍文章，直到二十世纪初，工人新村一直未能成为一个学术研究对象，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在学术界研究空白的阶段，媒体对工人新村的关注度又如何？
2003年7月，湖南卫视开播了一档名为“象形城市”的节目，节目提出了究竟是石库门还是工人新村更能代表上海的问题，由此引发了媒体上关于什么是上海的城市地标的讨论。就这样，工人新村就被重新带入到了公众的视野里来，成为了公共话题。
同年，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朱大可教授在杂志上撰文《谁主沉浮，工人新村vs石库门》，文章写工人新村“未能在今天成为上海的标志性民居。几乎没有什么人在陈述上海时愿意提及这种外形简陋的水泥蚁穴……它甚至不能像石库门那样成为一种感伤的经典记忆”。当时上海已经出现“石库门文化热”。“石库门文化”的概念是朱教授在1986年上海城市文化战略研讨会上首次提出的，他在文章里特别批注：“当时响应者寥寥，而十年后竟然成为一种时尚和市民趣味的象征。这是我所始料不及的。
关于学术界对工人新村的研究，杨辰表示，这几年开始有了变化，最近关于工人新村的活动非常密集。
“去年有位法国建筑师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做了一个展览，其中有工人新村的内容，今年《时代建筑》第四期还专门出了新村研究的专辑。”
2016年7月，《市民都会―――上海：现代城市主义的样本》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展，以探源上海现代建筑、追踪上海现代城市主义思想、剖析上海现代城市主义发展的过程为主题，旅法建筑师张梁是策展人。展览分为四个部分，“工人新村―――中国现代主义”是其中之一。
香港中文大学跨文化研究专业在读的谢同学当时是“市民都会”策展团队的实习生，她说与来自法国的摄影团队沟通好之后，她就出发去曹杨新村拍视频。小公园里面的居民看到摄像机，一边说“不要拍我”，一边又止不住诉说在这里几十年的居住感受和体验。
谢同学在展览笔记里面写：“第一个接受我们采访的阿叔，他和我们讲述儿时的环境、同伴的离开、政府对他们的善待……我很开心能够看到他们在采访中有意无意地表达着对这片土地、这个空间的真情实意。在后来采访的平面设计师、城市规划师、摄影工作者、网络公司管理者身上，也有不同的真情意。”
在杨辰看来，曹杨新村的发展也是上海这座城市发展的缩影：“过去曹杨新村是以靠近工业区为原则建成的，当时的工厂现在也变为创意产业区了。原来沪西工业区的那些厂子已经随着城市的扩张绵延出去了，现在附近已经没什么大的工业了，曹杨变成中心城区了。还有，曹杨地区本身也在发展，有三条地铁，枣阳路、兰溪路这一带也已经是大的商业街了，早就城市化了，现在很繁华。这也是上海城市发展的缩影。”
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郑时龄曾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举办的“城市记忆与社区营造”论坛上说：“城市记忆不仅是空间、建筑、景观，也包括过去人文的、事件的记忆。”传统工业比重下降，传统产业工人减少。上海的城市版图扩张，洋山深水港、陆家嘴商务圈兴起，大虹桥商务区、迪士尼度假区也已加入。到2040年，上海的目标愿景是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
城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留存记忆的载体。代表着社会主义工人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工人新村，承载着上海的历史文脉，对上海来说应该是一段独特的历史记忆。
从曹杨一村兰溪路的小区门走出来，唐招娣和几位邻居正在闲话家常，话题的重点都是新村的现在和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