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文化记忆：百年珍藏教科书展”在华东师范大学开幕，一批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现代教科书在展览上亮相。据介绍，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产生于清末洋务运动以后，起源于新学堂的出现和现代学制的形成。此次由华东师范大学博物馆、教育高等研究院和首都师范大学教科书博物馆(筹)共同举办的展览，展示了清末民初以来出版的200多本珍藏教科书。
一批珍贵老教科书回到“上海家乡”
展览上，一批纸页已经泛黄的教科书，引来不少参观者驻足，其中不少教材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堪称“回家之旅”。
出版于1897年、由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使用的《蒙学课本》尤其珍贵。甲午战争之后，新式学堂大量设立，产生了由国人自编的新式教科书，对旧制度、旧思想、旧观念形成了有力的冲击，现代意义上的教科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蒙学课本》标志着中国人自编教科书的开始。
为了此次展出，首都师范大学教科书研究中心主任石鸥教授从个人收藏的3万多本老教材中，精选了100本带到上海。而另一部分展品则出自华东师范大学的馆藏。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华英初阶》，曾出现在周作人、胡适等人的回忆录中，是当时普及的英语教材。这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部英语教科书。这本书出版之前，当时社会上使用的英语教学用书，基本都是全英文的，没有中文注释。因此，学校教学时一般采取教师课堂上口译课文，学生即时抄写中文释义的方式，“洋泾浜”的口诀就这样流行起来。《华英初阶》的问世，改变了上海人“洋泾浜英语”的学习方式。
石鸥告诉记者，除了让南洋公学的自编教材《蒙学课本》“回上海老家看看”，还有一本教科书也会勾起很多上海人的记忆，那就是《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上海澄衷高级中学是一所有着百年历史的老校。1901年4月，澄衷蒙学堂开学。次月，著名教育家、晚清进士蔡元培任代理校长。
展览中，还有一本蔡元培1907年以“蔡振”署名编写的《修身教科书》。该书采用当时最新的“章节”体例编排，并融进西方进步思想和伦理观念，影响了一代学人。
抗战烽火，在教科书上留有浓重的一笔
百年教科书，浓缩着一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地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曲折道路，也在教科书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商务印书馆1932年初版的《基本教科书》，封面是一幅残垣断壁的插画。石鸥说，这套书是商务印书馆根据民国修订课程标准编写的，出版期间恰逢商务印书馆遭日本飞机轰炸。“那时，日本帝国主义飞机不仅轰炸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总厂，而且日本浪人还潜入东方图书馆纵火，五层大楼及藏书化为灰烬，其状惨不忍睹。所以之后出版的教科书以残垣断壁的画面作为书的封面，就是为了彰显重建之心。”
1927年至1949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出版的教科书，也是此次展览的一大看点。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终身教授丁钢介绍，共产党根据地教科书既充满强烈的阶级意识和民族精神，又具有广泛的亲农倾向，是沟通知识精英和农民大众的主要桥梁，也使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成为广大民众内心深处的信仰。
而在中央苏区早期各地区自己编写的教科书中，出版于1930年5月的《红孩儿读本》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一种红色初级小学校的儿童读本”。
老教材水涨船高，“买得起的人不研究，研究的人买不起”
谈及这批教科书的收藏，石鸥说，最早是出于学术兴趣和研究需要开始收藏老教材，这些年，伴随着民间的藏书热，眼看着老教材的身价水涨船高，直接导致“买得起的人不研究，研究的人买不起”的尴尬境地。
“翻看这些教科书。不仅是触摸历史，也是一个加强对教育研究和理解的过程，但现在，藏家虽然越来越多，但看重的并非是它们的学术价值，这倒反而给学术界出了一道难题。”就在此次展览前两天，一本《体操》老教材进入拍卖市场，起拍价高达5000元。石鸥说，为了研究需要，他也托人去参拍了，无奈价格实在太高，最终没有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