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8月11日消息：8月9日，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徐学明离世。徐学明，1929年生。194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1951年起从事新闻工作。1987年被全国新闻工作职称评委会评定为高级记者。1981年5月起先后担任《解放日报》工交财贸部主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1990年在《解放日报》社离休。
解放日报老记者乐缨发文悼念，原文如下：
乐缨：老徐的领导艺术
最近，我和发春约好要去看老徐。所以，时时挂念老徐。没想到，他昨天(8月9日)离世。太遗憾了，没见到最后一面。老徐是我的老领导，虽然他走了，可他的领导艺术永远刻在我的心里。
我1973年进报社，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公开场合，大家只谈政治，不谈业务。暗地里，编辑部有人忍不住告诉我，解放日报有四大笔杆子：陆炳麟、储大泓、徐学明和周瑞金。那时，老徐在理论部，我在文艺部，很少交往。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党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报社记者岗位也经历了一场大调动，栾保俊同意我从文艺部调到工交部。老徐那时任副总编，从理论部调到工交部，加强经济报道。进工交部后，我分管纺织工业的报道。当时，俞康华和我同一条线，见面礼是厚厚一叠纺织简报。看了没几份，全是产值、利润、创汇的阿拉伯数字，很枯燥。为此，我跑到资料室和图书馆，借来不少文艺书籍和杂志。一位工交部同事来我办公室，指着这堆文艺书籍说：“你还在看这个书？！”我想，此事肯定被老徐知道了，他没有和我正面接触。一天，俞康华来我办公室，送上纺织品展览会的通知，并转达说：“老徐关照，要让乐缨对纺织报道感兴趣，首先要让她接触纺织成品，这个报道让她写。”消息见报后，老徐特地在会上表扬了我。其实，写得很一般。老徐的表扬使我对纺织报道有了一点兴趣。
第二年，纺织部在成都举办全国纺织品展览会。纺织局很扣，要新闻单位自己出钱去采访。老徐很爽快地同意我去成都采访，并说：“乘飞机去吧！”上海新闻界只有我一个前往成都，其他记者都羡慕地说：“你们解放日报派头大！”展览会结束，我随纺织局办公室人员返沪。父亲到十六铺码头接走所有行李，我直接回报社上班。正好被老徐发现，他二话不说，打电话给小车班，叫司机送我回家休息。第二天上班时，老徐问我：“峨嵋山去了吗？”我说：“没去。”他问：“为什么不去？”我答：“纺织局的人布展忙不过来，我帮他们一起干活。”老徐笑了笑说：“真是个小戆大，这么好的机会不会。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
之后的年月，本人对纺织报道渐入佳境。一次，写完稿在食堂吃晚饭。老徐也端着盘子过来，他笑嘻嘻地对我说：“小乐，你真是才子气，棉花写成白花，大笔一挥，就交给我了。”我明白，老徐在批评我粗心。心想，即便是批评，他也这么含蓄、幽默。我服了！
如何抓改革类的新闻，一度成为老徐关心的事。他任副总编时坚持在工交部办公，与部主任夏华乙和宋乐文同挤一个小办公室，与记者都是邻居。中午，他们有午休的习惯。我的办公室和他们隔条走廊，但门对门。我也有午睡的习惯。因为夏天，办公室的门都开着。他们睡前总要议论报道的题目，不时飘进我耳中。一次，老徐说：“五十年代时，有小摊小贩走街穿巷，卖馄饨、热白果、油炖子等，很受欢迎，可惜都被割了尾巴。现在如果有这种个体经济，就是新闻。”为此，我一直留意着上海第一家个体商业户。机会果真青睐有准备的人。一天，我乘49路到常熟路站调车，发现那里新开了一家鲜花店，进去一问是首家个体户。这条新闻刊登在本报头版中心位置，配照片、加框。没想到《参考消息》全文转载，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还找我拍电影。之后，我又写了上海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成立，二纺机试行承包经营责任制，12棉把厂办到外国去等。老同事王一鲁跟我开玩笑地说：“你现在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我的体会是，和老徐一起工作，顺着他的思路，总会有新闻。
工交部的新闻确有比较枯燥的毛病。为了改变这点，老徐也动了不少脑筋。他提出，用轻松的手法写工业报道。为此，开了个趣闻特写栏目，他还提倡跨行业采访。我写了《只有一个人的乐队》，既介绍了电子琴的特性，又介绍了一群搞电子琴的科研人员。这属仪表行业的，按理是张中方的地盘。没想到，老张看了报道对我说：“老兄，你这个标题好。我一直想写，终没成功。还是你有办法。”有老张这么说，又有老徐的支持，我胆也大了，写的范围更广了。有《“液体面包”生产记》《自动红绿灯探秘记》和《“特别知音”的心血结晶》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老三届要补文凭。老徐为此动了不少脑筋，最终决定让大家考“黄工大”。这样，既不影响工作，也能解决文凭。他让我当复习迎考的班长，买教材、请老师，还要打扫教室，忙得我头头转。考试前一个月，俞远明对我说，你经常在看英语书，不如去考上海外国语学院干部专修班。说着，俞远明顺手找出他在二版编发过的这条消息。突然要转方向，而且是考外语专业，我觉得没有把握，难以定夺。但是，很有诱惑。有天，我在办公室对盛瑞英说：“考外语学院的事，也没有一个可商量的人。”此话被路过我们办公室的老徐听到了，他拍着胸脯说：“跟我商量！搏一记，人生能有几回搏？！听我的！”原来，老徐曾就读于暨南大学外语系。难怪他酒后吐英语时，发音标准。在老徐鼓励下，我决定搏一记。考前一个月，我拼了，什么政治、地理和历史书都不看了，就读英语。总算拿到了外国语学院的录取通知单。有人告诉我，那天中午，你考取上外之事成了饭桌上的头条新闻。老徐和老夏很兴奋地说：“阿拉小乐考进外语学院。”同桌的老储接着说：“等她毕业，我们要刮目相看了。”三个老前辈为我而骄傲，他们比我父亲还高兴。闻之，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止不住地往下滚。
没有不散的宴席。那年，老徐的工作有变动。据说，上级部门考虑让他担任《新民晚报》的老总。他对我说；“我家两个大小姐反对本人去晚报，她们的理由是：那是小市民报纸，你到了那儿，我们出去也没面子。”最后，老徐去了上海新闻研究所。从此，我们业务上没有往来。因他的关系在解放日报，我每个月去他家一次，送工资和报纸等。我们相谈，全是解放日报的事和人。他的心从未离开过解放日报。
老徐八十岁那天，我组织大家为他庆生，他高兴得像个小孩似的。之后，我也退休了，去他家不多。一次，老记协郑正恕发微信给我，说老徐在念叨你们工交部的老部下，点了你的名。我赶紧去老徐家，几年不见，他老了。但谈起球赛，却像个顽童。他比划着手指说，喜欢三大球和三小球，足、蓝、排，网、羽、乒。碰上我也是个球迷，两人从梅西、C罗、费德勒，又谈到姚明，没完没了……
原本，计划这几天去他家，我们继续谈球。谁知他就这么走了。老徐，您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