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记者毛丽君8月26日报道：今天，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10余个省市的高校、研究机构以及公检法、教育、青少年保护等部门的专家学者和实务界人士出席。东方网记者获悉，2016年以来，上海检察机关已对13名虞犯未成年人和412名触法未成年人落实司法训诫、跟踪帮教等保护处分措施，其中98.4%的保护处分对象没有再犯。虽然现行法律已规定了一些未成年人保护处分措施，但由于法律条文内容原则、配套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已有措施落实情况并不理想，亟待完善立法，激活已有保护处分制度。
“保护处分制度”，主要是指对于实施了严重不良行为（虞犯）或触犯法律行为（触法），但因年龄或情节等法定原因，没有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未成年人，由公安司法机关和相关职能部门、社会组织等依法进行社会化帮教和必要的强制性矫治，预防再犯。作为填补刑事处罚和“一放了之”之间制度空白的重要措施，保护处分制度是对虞犯和触法未成年人贯彻“宽而不纵”政策的必要手段。
会上，与会人士从未成年人保护处分的基础理论、实践探索、制度设计、配套体系等角度，研讨了中国特色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建立和完善的相关问题，对于完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和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
据了解，上海检察机关从2004年开始探索具有保护处分性质的不捕、不诉未成年人跟踪帮教制度，并在近年来积极落实我国法律规定的各项保护处分措施。2016年以来，已对13名虞犯未成年人和412名触法未成年人落实司法训诫、跟踪帮教、责令具结悔过、责令赔礼道歉、责令家长管教、送专门学校教育等保护处分措施，其中98.4%的保护处分对象没有再犯。这一探索得到了理论界专家的高度重视和肯定。
虽然我国现行法律其实已经规定了一些未成年人保护处分措施，可以在整合、完善和增设的基础上形成分级处遇的保护处分体系。由于法律条文内容原则、配套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已有保护处分措施的落实情况并不理想。针对这一问题，与会人士对保护处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例如，刑法针对不满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专门规定了强制性的收容教养制度，但由于适用对象、适用条件、适用程序、执行机制等均无明确细化规定，导致难以落实。与会人士认为，应当完善立法，及时出台实施细则，激活已有保护处分制度，将其作为少年司法重要干预手段和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对于社会化帮教性质较强的保护处分措施，应当适当提高强制性；对于具有人身强制性的保护处分措施，应当纳入司法审查。
在保护处分制度的配套机制方面，与会人士认为，应当建立虞犯和触法未成年人的信息收集和线索移送机制，完善少年司法机关与公安机关、教育部门、共青团等单位的配合，形成合力，同时建立公安司法机关与专业社会力量的有效对接。东方网记者了解到，实践上，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与市教委、团市委会签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行为不良未成年学生教育转化工作的若干意见》，同时依托青少年事务社工组织、专门学校、心理协会、妇联下属的家庭教育机构等，在保护处分工作中融入行为矫正、心理矫正、亲职教育等专业矫治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