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宝良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经济预测部主任，商务部特聘专家、新华社特约分析师。先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学习宏观经济和数量经济。参与或主持了多个国际合作和国家级研究项目，获国家重大科技进步奖一次，国家环保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一次，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进步三等奖三次。在国内核心期刊和报刊上发表文章300余篇，出版《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定量分析》等专著。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最新数据，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6.9%，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据了解,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新旧动能加快转换，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经济稳中有进的支撑是什么？在全球经济艰难复苏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将呈现何种态势？宏观政策又会如何调整？针对上述问题，本报记者日前专访了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
支撑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基础
记者：2017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稳中向好的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年内四次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中国再次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您认为支撑经济中高速发展的基础是什么？
祝宝良：经济稳中有进的好成绩得益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前期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投资形成了支撑。2015年年初到2016年8月，我国货币政策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繁荣，商品房销售面积和房地产投资超预期增长。2015年7月到2016年推出的两万多亿的专项建设基金以及政府购买服务、政府投资基金等对基建投资的推动效应明显。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成效。无论是2016年依靠行政手段去产能，还是今年以来依靠“环保、能耗、技术、质量、安全生产”等法制手段去产能，提高了部分行业的产能利用率，限制了部分企业的生产，前三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6%，比上年同期提高3.5个百分点。降成本效果继续显现。三是“放管服”和“双创”不断催生新动能。前三季度，我国新登记的企业达到了451万户，同比增长了12.5%，日均登记企业达到了1.65万户，超过了去年日均登记企业1.5万户的水平，新登记企业的活跃度保持了70%的水平。四是库存周期拉动经济增长。叠加去产能引发工业品价格回升，我国进入加库存周期，工业产成品库存增加拉动今年一、二季度GDP分别增长0.8和0.3个百分点。五是出口需求回暖。今年前三季度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由上年的负拉动0.4个百分点转为上拉0.2个百分点。
经济领域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记者：在经济运行稳定性有所增强的同时，经济领域还存在哪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祝宝良：目前，经济领域中产能过剩与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宏观杠杆率高企、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无序扩张等问题仍在不断积累，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
一是民间企业投资活力不足。目前，我国民间投资增速仍然低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民间投资滑落是民间资本应对经济转型、需求偏弱、产能出清的理性反应，但也反映出更深层次问题：一是企业税费、房租、物流等成本依然较高。二是加强金融去杠杆过程中流动性不时出现紧张状况，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再次凸现。三是产权保护、法制建设等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仍比较严重，甄别纠正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进展缓慢，民间企业投资信心不高。
二是产能过剩问题仍然制约经济回升。国企改革相对滞后，化解过剩产能任重道远。目前国内市场仍处于供大于求状况，钢铁、煤炭、煤电、石化、造船、水泥等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三是房地产存在泡沫现象。在实体经济盈利下降和货币超发的情况下，由于缺乏投资机会和投资渠道，加上土地、财税、金融、公共服务等政策不配套，城镇化有关政策不到位，致使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投机需求旺盛，带动部分城市房地产价格大幅度飙升。
四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反弹不容小觑。在人大和财政部门的监管下，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得到有效控制。但由于中央地方事权财权不匹配，地方政府特别是市县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事权不断扩大，而财政收入能力有限，在“稳增长”和“惠民生”的驱使下，不少地方政府依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产业投资基金等渠道，通过明股实债、购买服务、担保等手段，大规模融资用于建设项目投资，积累了大量隐性债务。
经济下行空间明显收窄
记者：您如何看待我国2018年的经济走势？
祝宝良：我认为，下一阶段我国经济面临向下回调的压力，因为尚未出现由制造业投资回升带动出现周期上升的情况，但经济下行的空间也在明显收窄。预计2018年我国经济增长6.5%左右。
一是基础设施投资将高位回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存在政治周期，表现在逢2、7的党政换届当年和第二年出现投资特别是基建投资增长加快的现象，但这一情况自2012年以来并没有再现。原因在于过去基建投资集中在铁路、公路、机场和大型全国性项目上，在财力相对集中在中央和省两级政府的背景下，容易集中力量办大事。现在，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量主要来自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等领域，这些投资的主体主要是市县两级政府，受财政收入和今年以来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断扩张的约束，资金来源和基础设施投资冲动受到了制约。
二是房地产投资将有所回调。我国房地产销售量和价格有一个三年左右的周期，涨落各18个月左右，房地产投资往往滞后价格半年后也相应起落。随着房地产调控升级和货币收紧，房地产销售额和销售量在今年一季度见顶开始回落，并有可能一直持续到2018年下半年，受到房地产销售的影响，投资也会相应回落。
三是企业进入去库存阶段。我国存在“两年去库存、一年加库存”的库存周期。2016年7月份开始的加库存周期在今年6月左右结束并进入缓慢降库存阶段并持续至2019年年中。
四是制造业投资尚不会大幅回升。从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消费、出口、库存等拉动工业生产的终端需求看，制造业投资回升缺乏动力。从制造业的生产能力看，2017年三季度产能利用率仅为76.6%左右，比上年同期提高3.5个百分点，但仍低于83%左右的合理水平。我们测算的制造业资本存量，虽然2012年以来增长幅度逐年下降，但2016年增幅仍高达9%，对应的工业增长速度在7.5%左右。反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那一轮去产能，经过1997年至1999年连续三年制造业投资负增长，制造业资本存量增速大幅减缓，制造业产品市场很快出清。此后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国内一系列改革，制造业投资开始回升，2000年至2007年经济进入快速上升的新周期。
五是消费需求基本稳定。就业形势良好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为稳定消费需求打下了坚实基础。2017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5%，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1.2个百分点。同时，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步伐仍在加快，养老、医疗、健康、教育、旅游等服务消费不断加速，网络购物、共享单车等新型消费模式带动新兴消费发展。房地产限购政策会影响房地产互补品的商品如家电、装修等的消费。
六是出口增长速度和世界经济增速趋向同步。自2016年四季度以来，全球出现了投资增长带动经济温和复苏的局面，全球贸易增长开始上升。美国自2012年起经济持续复苏，今年一、二季度私人投资增长3.2%和3.4%，进口增长4%左右。欧元区自2015年经济开始复苏到2%左右，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左右，进口增加5%左右。与此同时，中国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原材料进口增加，也带动了资源出口国出口上升。发达国家经济好转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说明发达国家经过7、8年的调整，市场已基本出清，经济增长前景审慎乐观。但世界各国生产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世界经济复苏的力度和贸易回升速度并不会很强。
政策调控的目标应放在“提质增效”和“结构优化”
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增长阶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为此，我国宏观政策会在下一阶段发生哪些变化？
祝宝良：2018年不要追求过高的增长速度，把经济增长目标定为6.5%左右，物价控制在3%左右。为此，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继续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坚定不移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不断化解金融风险，夯实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
第一，实施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强化金融监管。一是货币政策坚守稳健中性，保持流动性稳定，把银行间市场拆借利率稳定在目前的水平，广义货币M2增速控制在10%左右，社会融资总量维持在12%左右。高度关注重要时点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状况，在金融监管趋严或关键考核时点适时微调政策，补充流动性，平滑可能出现的金融市场大幅波动。二是重点对表外业务和同业业务实施“穿透式”监管，在将表外业务纳入MPA评估的基础上进一步打破对资管业务、代客理财等业务的刚性兑付。进一步健全监管政策协调机制。金融机构集团化、金融业务混业化的趋势愈加明显，许多金融产品经过层层包装和通道转移进行监管规避和套利，单一机构的监管难免存在疏漏，必须加强“一行三会”的信息共享，开展联合监管，消除监管真空。
第二，适度扩大地方政府举债规模。2018年中央财政赤字率可继续按3%安排。在严格清理变相为融资平台提供担保或承诺、政府购买服务异化为政府债务、基金融资蜕变为明股实债等问题的同时，适度加大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地方政府负有直接偿还责任的债务总量不大，风险总体可控，而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建设、民生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都需要大量资金，依然需要政府投资。明确细化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和内容，对存量融资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新老划断。对地方政府已完成政府购买服务流程、已开工建设的项目，按照购买服务合同继续执行，保障项目完工，防止造成一些在建项目后续融资资金链断裂，出现 “半拉子”工程等问题。
第三，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一是大力推动民间投资。贯彻落实促进民间投资26条等政策，开展民间投资督察。研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的政策措施，稳定基础设施投资。二是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拓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严格落实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取消不合理的涉企收费项目，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发行债券融资、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和再融资，积极推动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和创业投资机构规范发展。三是推进“放管服”改革纵深化，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继续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简化民间投资上报流程和手续。
第四，建立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应包括土地、财税、金融、租赁、公共服务等几个方面的体制机制。建立人地挂钩机制，人口净流入的城市增加土地供给，提高住宅用地比例。加快房地产税立法，明确房地产税出台方案和时间表。固定首套房的首付比例，对二套及以上的住房的首付比例可相机调整。研究成立政策性住宅银行，改革公积金制度，支持低收入群体的首套房购房需求。发展专业化的住宅租赁机构，鼓励社会资本进入住房租赁市场，提供长期稳定的租赁住房和响应的公共服务。
第五，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实行严格的环保、能耗、安全、技术、质量标准，继续化解过剩产能。加快国企改革，在电力、电信、民航、军工、石化等领域推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试点示范，选择几家央企，在母公司或者上市的二级公司进行以管理层和员工持股为主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明确公开地给出股票价格上的优惠，管理层和员工购股资金可用于补充社会养老保险。分类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债务和解、破产重整乃至破产清算。着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融资成本、物流成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