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萧灼基教授。
闻萧灼基老师离世，觉着该写点什么，以纪念我最为敬重的这位经济学家。萧老师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改革开放后最具高产、最具个人活力、最具演讲魅力的教授之一。
经过一段努力，萧老师在改革开放方面的研究和社会影响力在经济学院逐步和厉以宁老师比肩。这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师生所能分享到，并且极为珍重的学院资产之一。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肖灼基。东方IC资料图
（一）
我个人和萧老师的接触是在1980年代初期。那时候，萧灼基老师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科学》杂志的主编。我当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主要集中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方面。
1984年，我国粮食大丰收，当时中央一号文件鼓励丰收后的粮食可以拿到市场上销售，此前的“倒三七”价格给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但粮食丰收以后，如果没有粮食市场的建设，剩余的粮食非常可能成为粮站、供销社、农业银行等一笔不小的资金“三角债”占款包袱。
受农研室世界银行项目的委托，我到当时我国的粮食状元县――吉林省公主岭市调研。
公主岭那时一年的粮食总产是33亿斤，占全国粮食产量的3%以上。在对该市响水镇进行调研的时候，我发现农民对价格的反应是积极种粮，但是秋收、脱粒、储粮和东北的粮食脱水问题使得收购部门、生产部门和资金部门三者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利益矛盾。
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农民没有能力把玉米的水分脱干到16个水指标以下，可是如果水分不脱干到16个水指标以下，来春（第二年2月份）玉米粮食堆返热回潮，非常可能会发霉，收粮的占款就会因为无法销售成为信用社、农业银行的一笔烂账。而这种亏损变成了制度亏损。
地方政府如何应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呢？
我依据公主岭市响水镇的调研情况，撰写了一篇以《重建商品经济基础的创造性举动――公主岭响水镇合作基金管理委员会萌生过程的调查和思考》的论文。
期间，我有幸和北京大学的老师有一些在科研上发生联系，有机会向萧灼基老师请教，并把不成熟的文章交给萧老师。我想他过一段时间应该会把意见反馈回来，由我来修改。
没想到这篇稿子最后是萧老师亲自修改并很快发表出来。这件事，一个年长老师对年轻一辈研究人员的支持和关怀，以及他献身于改革开放事业的激情，让我终生难忘。
（二）
2001年以后，我回国到北大担任经济学院副院长，主管科研和外事工作。萧灼基老师当时已在社会上非常有影响。经济学院举办的一些大型研讨会，经常会邀请他这样的老师来做报告，以提高会议的质量和增加影响力。每次我找到萧灼基老师帮助，他都能抽时间尽量参加。
每次参会时，他都主动要求年轻学者先做报告，自己最后发言。但令人惊奇的是，他把前面学者的报告总结的条分缕析，好像事先大家协调过内容一样。
我当然知道这是他一坐好几个小时认真听讲总结的原因。老一辈学者的这种精神不仅仅存在于萧灼基老师身上，当时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迟慧生老师也有类似品格。
萧老师把发散性的报告和观点拎起一条红线的能力是一个绝活。从纷繁芜杂的观点和逻辑框架当中，抽衍出一条最大公约数的逻辑，这也许是他能够和时代的脚步同行，具有“三年早知道”般改革思路的早年历练的结果吧。
后来，萧灼基老师在政协委员和常委任上，特别受记者欢迎。两会上的代表提案是多门多类，观点各种各样，一连开好多天的会，谁能一下把所有人的观点拎清楚并说出来，恐怕非萧灼基类莫属了。
依我看，萧灼基老师根本就不是两会上的明星，而是一个民间发言人。
萧老师在我的眼里一直是个意志力特别旺盛的人。后来我到云南大学担任云副校长，挂职4年，和萧老师的接触少了。也许是这种要强，和早年工作过度，中风这个中年老年交界处的大敌找到了他。
但他不服输，初次中风恢复之后，他并没有把其当回事儿，不停的工作；直到二次中风以后，他的身体明显衰弱，但他还是乐意与人谈话。
我记得当时我要去看萧老师，刘洁老师和家里人都委婉的拒绝。我总想等到他身体允许的时候，再去看这位敬重的老师。当萧噩耗传来的时候，我这个经济学院的晚辈，萧老师的编外学生，欠了一份晚辈应该的尊敬和道别。
令人欣慰的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事业，一代一代的不断传承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事业，中国的事业一样，一定在梦想中蒸蒸日上。
萧老师，请您安息。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曹和平于燕园
2017年11月15日星期三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原题为《曹和平：与萧灼基教授二三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