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军辉副教授做客南方都市报主办的南都公众论坛，畅谈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机遇。南都记者邹卫摄
钱军辉(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系副教授、博导)
2018年正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40周年，有必要总结一下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已取得的成就，还有当前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化解的手段。同时要思考，在改革开放40年之后的新时期，中国的企业和个人正面临什么样的机遇。
中国做对了什么？
短短40年不到的时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美国的六成以上，差不多是苏联最鼎盛时期的水平。这个经济总量现在按照普通的汇率计算是世界第二，甩开第三名已经很远了。如果按照PPP汇率即考虑不同货币的购买力之间的差距，我们的GDP其实已经超过美国了。
总量不错，人均发展也很快，已经达到美国的15%左右，按照普通名义汇率计算，2017年估计会有8500多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也是贸易第一强国。
从外贸上不仅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也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总量，从工业数据、外贸数据，我认为中国的GDP数据是被低估的，如果对GDP统计进行一个更全面的核算，即使是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已经超过美国。当然在人均上中国跟美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那么中国做对了什么？中国的发展绝对是奇迹，40年达到这样的水平。做对的无非就是改革和开放，改革是指市场经济改革，最早开始的是农村改革，是非常响亮的第一炮，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面把中国的农业产量提高了N倍，之前几十年一直都吃不饱的中国人，一下子就吃饱饭了。
这有两个影响，一是这种改革的成功非常有震撼力，让大家一下子看到了改革的好处，这是最好的改革宣传。第二个效果是农村劳动力劳动效率、产出生产力的上升，解放了农村的劳动者，于是农村人口进城工作，这个其实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基本面，所以农村改革非常重要。
国企改革就没那么成功，至今还没有完成，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国企改革其实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当时在朱 基总理的主导下，对很多国企进行了抓大放小的改革，把很多经营不善负债累累的小企业甚至是有些事业单位该卖的卖、该并的并，然后对剩下的那些大的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引入战略投资者上市等。在那之后，很多国企非常成功，现在在资本市场上耳熟能详的一些名字其实很多是国企。
在国企改革过程当中，有一个事情非常重要。因为把很多国企卖掉了，工人下岗，所以中国的住房市场就是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没有单位供应房子，住房就开始了一个社会化、市场化的进程，这直接催生了中国整整二十年的房地产牛市。中国人住房条件的改善也是有目共睹的，房价的确是贵，但贵是有道理的，像北京、上海、深圳，有供给端的问题，土地供应太紧张。
上世纪九十年代也完成了比较全面的金融改革，一方面当时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汇率制度改革，引入股市、债市，建立银行间货币市场，还有中央银行改革。在中央银行改革之前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中国宏观经济有一个问题非常突出，那就是通胀，很容易就出现20%多的通胀，中央银行改革之后，对央行做了法律上的限制，之后再也没有超过10%的通胀。新世纪之初还建立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制度，可以说在金融行业用了这种规制的方式，取代了直接的控制。这个使得中国在金融资源的分配上实现了更大程度的市场化。
另一个是财税改革，那也是九十年代，实现了分税制改革，中央财政得以加强，当然也保留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中央财政增强有两个作用，一个是转移支付有更大空间，因为中央政府有钱了，可以支援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另外一个是中央政府有钱之后可以开展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基本面。当然，所有的好事都会潜伏着坏的方面，基础设施建设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除了改革之外，开放力度也非常大，而且改革和开放之间是相互促进的。改革能够释放中国内在的生产力，使得开放更有可能，而开放也是促进改革的一个手段，典型的就是九十年代末在谈判进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推进了很多之前没办法推动的改革，所以开放与改革是相互促进的。
政策扭曲有待纠正成政策红利
改革和开放，让中国在40年里形成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市场已经基本上成为资源分配的主导力量，政府的作用大体上已经从直接命令转型到了规则的制定和执行。
现在这样的经济形态，大致就是一个混合经济，这样的经济形态其实跟西方国家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西方国家典型的像美国，其实也不是一个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政府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从18世纪到现在，可以说美国政府在经济当中起的作用是越来越大。美国的路径跟中国完全相反，它是从一个非常自由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这样政府作用非常强大的混合经济。而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开始，逐渐放松，让市场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最后的结果差不多，都是经济的主要配置功能让市场去完成。
当然，中国的政策扭曲还很多。比较重要的一些扭曲，比如说土地还不能自由流转，这个一定程度上是约束经济发展的，很难有农业规模效应，因为都比较支离破碎，每户人家就那么点地，然后农村人进城的速度也受到影响。如果土地可以自由流转，我相信很多先富起来的人会到农村买地造房子，然后农村会有更多人进城。这样既能够在农村形成规模经济，也能够在城市形成更好的规模经济。还有的政策比如说股市，IPO还是严格控制的，不能实现市场化的定价。当然最近有一些变化，但这种变化主要是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只是加快了IPO的步伐，本质上还是在审核，然后用固定的市盈率发行，这是不合理的，也造成很多优秀的企业不能在A股上市。
各种政策扭曲还很多。当然乐观一点讲的话，这些扭曲其实都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所谓政策红利，首先得有一些扭曲存在，纠正之后就释放红利了。
中国一旦形成这样一个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可以说经济增长自然而然就会发生。在宏观经济学当中，所谓的技术进步不仅仅指的是科学工程类的进步，也包含比如企业管理、营销能力、社会组织动员等方面的因素，因为考虑的是整个经济的产出。长期的经济增长其实是靠技术进步的，但技术进步又依赖创新，然后创新又依赖市场经济。
那么在市场经济下面，一个创新一旦被市场认可，这个创新的人或者公司就会名利双收。这是创新和技术进步最重要的推动力。只要市场经济这个基本制度不变，创新就不会停，经济生态的进化就不会停，中国制造的效率提升就不会停，中国人生活质量的改善也不会停。
市场经济这个基本制度会不会变？很多人有疑虑，担心会不会又重新回去搞计划经济。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市场经济的生命力其实非常顽强，除非真的是意识形态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中国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崇尚商业的一个时期，而且国家的战略也是要富强，为了这个目标，除了市场经济制度之外，根本就没有选择。
当然，需要警惕贫富差距的扩大。市场经济制度最大的敌人就是贫富差距，如果贫富差距大到一定程度，民众对市场经济的支持会消退。当然，在这方面我也相对比较乐观，而且从数据上面也能看得到，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基尼系数是在下降的。平常也能观察得到，制造业的工人工资增长实际上是要快于城市白领的。所以收入差距是在缩小而不是在扩大。
虽然市场经济制度不会变，但是之前三四十年市场越来越自由的这个趋势可能已经差不多了。因为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基本形成，没办法再有很大程度的放松了。接下来很有可能就是各种管制和规制会越来越严格，这是一件好事。完全没有监管的自由市场也是很可怕的。金融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之后可能会看到更加严格的管制，不仅仅局限于金融行业，还有就是环保，之前地方为了GDP，其他的都可以不管，但是以后肯定不是这样，对企业环保方面的监管会越来越严格。
推动新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前面讲的是一个长期的面，短期有不少挑战，主要有三个：一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二是国有部门的高杠杆，三是最紧迫的民间投资的下滑。
非金融企业的负债率可以说是预测金融危机最有效的指标，日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发生金融危机，房地产崩盘、股市崩盘，在这之前就是一段持续的企业加杠杆。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前也是这样，当然力度没有日本那么大，而中国现在杠杆率已经超过当年的日本，中国的杠杆还有一些特征，主要是国企加杠杆力度太大，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整个非金融企业的负债率上升非常快。
为什么国有部门债务会这么重？杠杆会这么高？一方面它们借得到债，银行愿意借给它们。第二个也很重要，地方政府官员要政绩，就需要拉动GDP，怎么拉动GDP？投资！哪来的钱？借债！第三个也不可小视，就是经济刺激的需要，一旦发现经济好像不怎么样了，就想着要来刺激一下。怎么刺激呢？投资！哪来的钱呢？负债。银行愿意借，它们也想借，于是就债台高筑。讲债务一定要讲债务所对应的资产，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资产质量还是不错的，但现在越来越下滑了。
这么高的负债显然会引起很多人的担心，不久之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一次会议上提到要警惕“明斯基时刻”的发生。这个概念是一个叫明斯基的教授提出来的，明斯基时刻表示的是市场繁荣与衰退之间的转折点。明斯基的观点简单明了：好日子的时候，投资者敢于冒险；好日子的时间越长，投资者冒险越多，直到过度冒险。一步一步地，投资者会到达一个临界点上，其资产所产生的现金不再足以偿付他们用来获得资产所举的债务。投机性资产的损失促使放贷者收回其贷款，“从而导致资产价值的崩溃”。目前为止，明斯基时刻的最典型例子其实是美国金融危机。
为什么提出来？就是因为担心中国的债务、高杠杆问题，会有一个转折点。这么沉重的债务大致有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货币化，比如说央行来买这些债务，货币化有一个后果是通胀；另外一种是加税，收税会导致投资下跌，经济衰退，后果是通缩。未来如果没有很有效的改革措施，释放政策红利，大致就是两种结果，一种是萧条，一种是通胀。但是通胀的可能性会比较小一点，如果没有强劲的改革措施推出来，更大的可能性是萧条，或者说是经济增速放慢。对中国来讲一直都习惯了7%、8%的增长，如果某一天只能每年增长1%、2%，那估计日子就很难过了。
第三个挑战是民间投资下滑，这是最近两年发生的事情。民间投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所以民间投资下滑其实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如何化解？就是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能够释放政策红利，让中国经济进一步快速发展，在发展中解决这些问题。
用什么样的改革？第一个是国企改革，国企数量还是很多，而且很多国企有很好的资产质量，问题就是管理层根本就不愿意做出利润来。其实一直在搞国企改革，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国企改革？真正的国企改革必须得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得有足够的激励给管理层，要用股权激励方式，让管理层跟股东的利益一致，要让他们有动机去把利润做出来。第二个是要有监督，真正的监督要来自市场，得要有比较大的战略投资者入股，才能够真正实现对管理层的监督。
如果能够一方面引入民间的战略投资者监督管理层，另外一方面又能够比较有力度地去激励管理层，很多国企会成为很棒的企业。第二个，财税改革，涉及到中央跟地方的财权、事权重新调整，对地方政府的发债要有一个有效的管理，提高预算的合理性、刚性程度。总的目标就是要约束地方政府，避免过度发债，为了GDP造那些没有用的项目。
第三方面，要搞一个新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是要放松供给，比如说增加和改善现代服务的供应，比如说教育、医疗、养老等。第二是放松对文化、娱乐、体育等行业的过分严苛管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行业。怎么放松？就是不必要的管制要拿掉。
南都评论记者张天潘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