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以小人物视角展现一个时代的变化，感受个人命运与国家历史发展的同行，在“追求理想”的故事中体会祖国的发展进步、繁荣富强。“四川造”电视剧《我的1997》自6月22日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以来，在全社会产生广泛影响，收视率多次进入全国卫视频道前三名。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及时组织专家收看电视剧、撰写评论文章，从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角度进行专业分析、评述，以引导观众正确理解该剧背后深刻的艺术价值和思想内涵。本报选择部分精彩评论，以飨读者。
《我的1997》：历史记忆的别样呈现
□魏红珊
20世纪的最后20年，在香港百年沧桑的历史记忆中，无疑是一个极富传奇的年代。如何真实“还原”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呈现”其沧桑巨变的“非凡历程”，“展现”内地和香港人的自我重建，以及“身处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身份认同，在紫荆花绽放20年的日子里，“香港97”的沧桑“过去”与繁荣“现在”以电视剧《我的1997》进行了别样的呈现。
1997年之前，一个历经百年沧桑的香港，无疑是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存在。“中国”与“世界”、“内地”与“香港”、“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不同文化、不同观念、不同群体间的“冲突”甚为激烈。“外来”的“内地人”处于经济与身份地位的“弱势”，而“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似乎带着天然的“优越”。其间的“隔膜”与“疏离”，让初来乍到的“内地人”在濒临“绝境”之时，又深感“文化之根悬浮”的压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小人物、大时代的中国叙事由此铺陈开来，历史与现实之间富有张力的各种“纠葛”得以全面呈现。
电视剧以“时光倒流”的方式，开始了对内地人在英殖民地的香港自我重建的历史追忆与大时代沧桑变迁的鲜活呈现。
《我的1997》以改革开放初期到香港回归这段宏阔的历史为背景，以内地、香港20年的沧桑变迁为叙事语境，以高建国和安慧之间跌宕的命运和炽热的爱情为叙事主线，串联起特定时代语境下内地与香港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中国人不同的人生轨迹，以及共同的民族国家认同。
回京探亲的内蒙古知青高建国因保护恋人安慧，而失手误伤其哥，连夜惊慌地“逃离”北京，“逃往”香港，“投奔”素未谋面的叔叔。作为警察的母亲，在极力阻止未果，企图追回儿子高建国的途中，“意外”地一同“误入”香港。从此母子俩漂泊异地他乡，举步维艰，又遭腐败探长龙华、不法警察罗向荣及涛仔等不断的敲诈勒索、追逐驱赶，可谓九死一生，历经磨难。其间所幸得到了海叔、阿强、阿芳、李欣欣等当地人的鼎力相助。为了谋生，高建国从干苦力开始，后努力打拼成就了一番事业，渐次成长为备受瞩目的商界精英。香港回归祖国前夕，他以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委员的身份荣归故里。与安慧饱经磨难的爱情，也“有情人终成眷属”。
全剧以高建国母子“逃港”后的“奋起”作为聚焦点，切入母子日复一日贴肤可感的“日常”，以小见大地演绎了高建国的奋斗历程及悲喜人生，展现了香港的内地人这一独特群体“砥砺奋进”的顽强与坚韧，折射特殊时代风云变幻的社会历史变迁。
对于经历过百年沧桑的香港来说，一个“逃港”且“沦为”边缘女性岳芳英的“出场”便极具象征意义。她虽说是来自首都北京的一名警察，但昔日的“辉煌”已然不在。高建国母子作为香港的“内地人”有着双重匮乏，一是“物质”的匮乏，二是“归属感”的匮乏。难得的是他们在这极度的“匮乏”之中，仍执着于“坚韧”的日常和每一个日常的“努力”。大雨滂沱中，发着高烧的岳芳英，在他人屋檐下决心“从头再来”。不卑不亢在宾馆做清洁工，辛辛苦苦经营“京味饺子摊”“北京饺子馆”……种种努力“谋生”的日常细节在昔日公安干警的“底色”映照下，处处凸显了小人物在香港“化平淡为神奇”的不凡。香港主体地位的一度“匮乏”亦通过对自强精神的“再现”得以“重建”。
全剧主要人物高建国，有着多重身份：内蒙古知青、北京人、安慧的恋人。在回京探亲的“多事”之秋：“伤人”“偷渡”“逃港”“寄人篱下”“漂泊他乡”。电视剧围绕高建国的挫折、奋起、历练、成长，以及爱情、家庭、现实、梦想，展示了特殊年代中饱受磨砺的普通人的自强不息，从“苦难”中崛起到“新生”的传奇，在一步一步艰难的“抉择”中依然努力前行。《我的1997》其独出机杼的演绎，何尝不是“香港97”自我“建构”与“认同”的艺术表征。
电视剧以“纪实”与“虚构”的方式，将“既有”的历史记忆与“虚构”的个人“传奇”结合起来，将历史的元素以日常的方式深深地嵌进普通人的生活肌理中，以跌宕的故事、丰满的细节努力营造出一种历史的“在场”感，以厚重的“历史感”还原“香港97”的“前世今生”。于是，悠久的“历史”与繁荣“现在”就这般“握手言欢”。
剧中，作为亲历者的“历史记忆”的“呈现”采取了“纪实”的手法。亲历者对历史细节的回忆置入了大时代的语境中，以普通人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演变去深度触及百年沧桑的历史创伤。由是，生活中的苦难、挣扎、奋斗不再是一组多元的镜像，而是对“历史记忆”的精彩呈现。而在“纪实”的历史记忆之中“虚构”的“故事”也变得可感可触。通过“纪实”和“虚构”的历史故事，展现了香港回归祖国这一“宏大叙事”，以及“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的“华夏认同”。
《我的1997》，一部具有丰富“史料”、丰沛“情感”、丰满“人物”及感伤“怀旧”的电视剧，由制作方的精心打造，实力派演员的倾情演绎，真诚奉献了“栩栩如生”的历史故事以及“休戚与共”的华夏认同。这个夏天，让我们重温历史，感动同在!
(魏红珊，四川省社科院文艺所研究员、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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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的1997》看香港对国家的身份认同
□侯李游美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央视一套于6月22日起上映了电视剧《我的1997》。该剧讲述了1976年至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前，香港和内地在20多年的岁月变迁里，用男主人公高建国和女主人公安慧这一对知青恋人牵扯出的系列故事，从他们年轻时一段扣人心弦的爱情，开启了特殊时代环境下，香港与内地一群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年轻人的奋斗历程。整个故事寄予在剧中人物关系“血浓于水”的主题上，实则暗喻香港与内地天然关系的“血浓于水”。剧情发展过程中，从小家的分离见大家(香港与内地)的沧海幻变，最后，小家的团圆就是大家的团圆。
本剧演员表演准确到位，充满激情。场景极具时代感和地域特色。故事朴实无华，但扣人心扉，整个剧情对于北京、香港的双线并行叙事有条不紊，节奏紧凑，一轮又一轮的高潮情节随着故事展开而出现。主人公到达香港后的影像表现也很真实，一首许冠杰的《浪子心声》很有代入感。虽然有观众说如果用《铁塔凌云》这首歌更好，因为《铁塔凌云》亦有香港港歌之称，是代表香港文化的标志性时代曲。然而笔者却在他们逃离内地，苏醒在香港某个不知名海滩时，想起罗文的《狮子山下》。
这种以小人物视角展现一个时代变化的作品，和大部分人经历过的时代贴近，不能任意虚构故事和背景，其实并不容易创作。在流量作品当道的今天，坚持现实题材创作的作品，不仅因为播出的特殊时间备受人们关注，更因以主角高建国为代表的一系列角色的小人物视角，折射出一代人在时代的沧桑巨变中――在故事主线承载的香港回归祖国前后的强大主题下，让我们看到更深层次的东西。剧中已有所展现，比如，香港人对回归祖国后社会动荡的担忧，英国的不情不愿，等等。在故事中，高建国带着离开内地前的昔日恋人安慧，来给车祸身亡的李欣欣(李氏集团千金，在她的帮助下，高建国创办国盛电子厂)献花，安慧请李欣欣放心，未来的日子里，她会继续照顾这个男人。此情节既是隐喻，也是象征。象征中国从英国手中接过香港，会继续让本属于中国的她，继续繁荣。回归不仅是简单归还的仪式与宣言，更是香港如何从“背向国家”转为“面向国家”，将自身身份与命运系于国家体系之中而不是与国家相悖或相左，这涉及回归以后深层次的“心理重建”议题。
曾出版过专著《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的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说，“个人主义是欧洲价值观的核心。而在亚洲特别是东亚文化中，集体认同比个人认同更重要。这种价值观的差异决定了二者的社会结构完全不同。”重视集体并把集体为重的思想作为价值观的一个核心理念，是亚洲文明的一个突出特点和鲜明优势。香港回归祖国以后20年的变化，从剧中到剧外，让我们无限感慨香港与内地一群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年轻人的奋斗历程，更让我们看到香港同胞在自我身份认同及祖国、民族、文化认同方面艰难而又不可逆转的演变。在剧情中，1997年临近，香港出现大规模移民潮(现实中亦然，且此时香港文化各方面极具迷失和不确定的特征)，高建国逆势而上，身体力行地影响了许多香港企业家打消了移民念头。7月1日，国歌奏响，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冉冉升起，经历了百年沧桑的东方之珠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主人公的选择与其说是自我命运的自主抉择，不如说是用“中国化”去“殖民化”。
在这部剧里，李欣欣车祸身亡，弥留之际恳求高建国保住父亲的李氏集团。改革开放带动了香港的发展，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高建国率领李氏集团起死回生。现实中，香港经济真正的腾飞也受益于祖国的改革开放。香港回归祖国20年，国家大有变化，成为新全球化的引领者。在这种新的经济政治格局下，我们观看的方式也须改变。以剧中的细节为例，有观众发现剧中的香港人讲的不是粤语，而是普通话，颇具几分戏谑之味。此处特别化的处理，其实跳出来看，这正是主创人员对待香港这一特别对象，其“观看方式”的改变，过去我们“以香港看香港”，今天我们“以中国看香港”，前者在全新的国家发展与全球化态势下已基本失效，后者将香港的殖民与回归从中国视角加以刻画，挖掘香港在整个文化性的中国中的意义，并以故事性的讲述展开。回归祖国前的香港，粤语和英语是主流;20年来，随着香港与内地在政治、经贸、社会文化及教育等领域的交流越发频繁，普通话在香港使用日趋广泛。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显示，普通话的普及程度首次超越英语，成为香港的第二大语言。本剧选择了从中国的政治历史和伦理来阐述，这种创作方式其实更加合理。国家话语权是话语权力与话语权利的统一体，既强调向内的主体性确立，也追求向外的影响力与支配权。中国正在改变中西硬实力的对比情况，当我们用日渐繁荣富强的国家实力奠定坚实的现实基础时，更应该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自觉”，从中国的视野来帮助香港人在“本土”与“国际”之间补上国家认同的精神缺环，帮助其积极调整心态重新理解国家语境下的身份认同。
对香港人来说，狮子山象征着香港的精神高地。一曲《狮子山下》所象征的拼搏、乐观精神，今天仍极具意义――“放开彼此心中的矛盾，理想一起去追”。这里有一代代人热血激扬的励志创业故事，有时代大潮中艰难跋涉的儿女情怀，“背靠祖国、面向世界”，血浓于水的天然关系让我们只有团结才可以往前。
有狮子山在，精神就在，香港就在。有中国在，精神就在，香港就在。
(侯李游美，成都大学美术与影视学院副教授、博士，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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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经武
作为主要聚焦“四川造”文化与艺术作品研究的笔者，当年又开设过“影视艺术”公选课多届且效果还算马马虎虎，面对央视1套在黄金时段播出的“四川造”《我的1997》，倒不得不留心了。剧作有着大量真实的历史场面再现，以至于自己被诱使每天守着央视1套节目的“黄金时段”，有时两集有时一集地目不转睛，终于看到了第17、18集，老婆笑言，“难得成为一个电视迷”。同时，还要上网再次“复读”验证观赏的感受。
剧作有许多引发我等一代人对当年生活的记忆。如第6集，恢复高考消息传来，丁建民兄妹与安慧，讨论应考，从废品中淘知识读物，犹豫彷徨和担心准备不够，后来三人皆成功收到录取通知书。这个场面，确为我们一代人的真实情景，笔者当年就有着丁建民到处搜集应考书籍的经历;又如高志远答应去国务院港澳办工作的对话“我们大家都看到希望了”，也确实是我们那代人以及我们的长辈们的心声;1976年10月，中国社会发生巨变，高建国母子自制一面小小的国旗挂出，这也是当时几乎全体国人乱后余生的真实心情。被迫逃港，远离家乡和亲人离散的高建国母子，对内地社会恢复正常秩序的强烈期盼，表现是极为真实的;香港渔村过年的喜庆场面，也是当年众多逃港者对内地故土的怀念，从高度上说，也是香港华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觉认同之体现。还有，当在电视新闻上看到丈夫作为内地官员宣讲政策时的岳芳英，急迫地赶往会场，剧作花费大约一分钟长时间，展示她看到电视画面的震惊、赶往途中的踉跄、咫尺之间却难以相见泪流满面等场面，都通过演员逼真的演技而动人心魄。作为“代言体”艺术，该剧众多演员的高超演技，确实准确而真实地再现了一段波澜起伏的历史风云。
剧作主题曲“我的思念，寄托月儿弯弯，载我回家。漂泊的白云，是归乡的船。甜蜜的呼唤，在游子的心田”，在剧中反复回荡，为画面、为故事情节、为人物命运的表现，也起到极好的渲染烘托作用。高父让妻子只打儿子屁股，不要打头;高母面对港警的“我党”对话等，都为剧作添加了许多情趣。
剧中有许多看点。主人公高建国逃港，仅仅是恋爱受阻失手伤人，属于刑事犯罪。所以，作为一个获得过多种荣誉的警察，岳芳英千里追逃，欲把儿子从“叛国”重罪解救出来之举，就成为一种必然。高建国和王乐与安慧、高建国和张伟豪与辛迪等几个三角恋矛盾冲突，也成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和展示人物性格变化的逻辑驱动。剧作的主线是高建国的人生历程，从北京去内蒙古当知青，又因恋爱受阻失手伤人不得不逃亡避祸，恰好香港叔父来信，而有逃港之行。在香港的一贫如洗窘境，迫使他不得不苦苦挣扎于社会最底层，如倒卖电子表、仓库扛大包、学校保洁员等等，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始终有着坚定的人生信念，不甘沦落为平庸，其座右铭是“有志者事竟成”。正是这种努力进取的人生态度，赢得了1949年到香港白手起家成为香港大富豪李健盛的赏识，获得千金小姐辛迪的欢心。确实，经过艰辛努力，他考入香港大学并顺利完成学业，也不愿找一个薪酬高的职位平淡一生。他开始了自己的创业。而这个创业，又与内地改革开放与香港发展紧密相连。剧作的“主旋律”于此呈现。
行文至此，猛然间想起，这部剧作其实主要不是给我们这代人看的。经历过那段历史的“高建国们”，眼下绝大多数已经开始了“含饴弄孙”或跳广场舞的生活。剧作的“励志”主题，还是针对“80后”“90后”一代。所以，剧作中多次表现高建国的座右铭“有志者事竟成”，同时又通过香港巨富李健盛白手起家的经历，互相辉映，让今天刚刚或正要从学校大门迈入社会的青年看到希望，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古代才子“有朝一日时运转”在高建国这里转化为“20年后，我不是第二个李健盛?”
《我的1997》是“献礼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剧作，“逃港”“恢复高考”“改革开放”“一国两制”“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等关键性节点一一呈现。小人物的命运与国家历史同构同行，生动而形象。
(邓经武，成都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学教授、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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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我的1997》
□李立
《我的1997》犹如一阵清流，在近年来的国产电视剧中独树一帜，它既有小的巧妙，又有大的崇高，既有小人物的奋斗，又有大时代的叙事。它以小博大，把时代背景下小人物奋斗缝合进了历史的宏大叙事中，让观众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共鸣，让历史呈现为了一个个他者的故事，悲悯而激情，感发而节制;它又有以大观小的崇高，将家国情怀、漂泊意识统摄进了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中，让观者清晰地感受到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中国是香港的祖国。
《我的1997》在小和大的处理上是非常有借鉴价值的。正是因为处理好了小和大的关系，整个作品才浑然一体，丝丝入扣，个人和时代紧密相连，叙事和表意层层递进，让人甘之如饴，回味无穷。
《我的1997》中的小是深入到每一个个体的细节，以知青高建国的逃港所表征的是一个典型的时代症候，举目四盼，依无所依，逃亡成为了一个心理的挣扎和现实的选择，未知生活的恐惧如影随形，异域的奋斗谁也无法保证成功。以李欣欣所表征的是香港本土企业家二代对未知时代背景的主动选择及其在商海沉浮的无力与恐惧。以安慧所代表的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和中国女性温柔贤淑的典范，安之若素，不离不弃，活着便是精彩。正是这些准确的小人物把宏大的历史准确地串联了起来，在时代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上让叙事游刃有余，徐徐展开，让人物命运成为了观者始终追问的终极答案。跟随人物的命运进行视线的转移，跟随视线的转移接受跌宕的情节陡转，《我的1997》让我们深刻地回味到所谓历史的本真含义，那些他者小人物的故事就是大时代的故事，就是历史的本质。
《我的1997》中的大不仅仅是气势的宏大、画面的宏大、灯火建筑所映照出的辉煌宏大，而是整个作品中始终充满了时代精神的宏大，家国情怀的宏大。正是因为这样的宏大，一种纪录精神延续到了这部作品之中。剧情的发展始终紧扣时代脉搏，与时代同行、见证和对话，各种纪录片文献交叠地出现在剧情之中。于是，时间得以留存，时代得以证明，高建国所代表的一代人的成功这不仅仅是一代人的成长，而是映射出一个时代的辉煌。观众所欣赏到的不仅仅是电视剧本身，而是电视剧所唤起的集体无意识，所印证的历史存在感与现场性。于是，个人与时代有了一种互动、相生与回味，香港与大陆的漂泊、分离与依存情感作用在每一个观众的心中，有家才有国，有国才有家。个人是国家的细胞，个人史就是国家史的延续。
近年来的中国电视剧，小鲜肉、明星IP层出不穷，拷问时代背景、拷问现实深度、拷问人性复杂的精品越来越少，充满史诗气质、凝聚于跨时代变革、饱含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佳作越发珍贵。《我的1997》在这个时候出现无疑是珍贵的，它让人确证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让人想起了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提炼出来的时代、种族、环境三因论。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而伟大变革的时代中，我们共饮珠江水，我们都是中国人。
(李立，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比较艺术学博士、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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